(二)
在《保護大學生態》那篇文章中，我曾經表達過某種守舊情調：“我在這里要一反俗見地進行提醒：其實比任何改革都更加要緊的是，(北大)這所學校首先需要的毋寧是保守，是對于傳統學術生態的最為精心的環境保護！”
的確，懷舊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種力量，例如無論在什么時候，在任何情況下，只要在這所校園里提到蔡元培的名字，都至少會感到一種制衡。不過，此后的事態發展，以及伴隨著這些事態而來的、不厭其煩卻又于事無補的老生常談，卻又在另一方面提醒了我——我們必須警惕這樣的陷阱：一旦談論起大學來，哪怕姿態最激進的學者，都會隨手掏出一套喋喋不休的懷舊說辭來，似乎這種教育機構最初在理性的設計下，確曾享有過某種莫須有的黃金歲月，而此后便只能是無可挽回的墮落了。
尤其在所謂“大學理念”的問題上，情況更加嚴重。大家早已見慣不怪的是，一旦談論起大學來，即使是那些自稱從沒把自由主義價值放在眼里的學者，也馬上要祭起所謂liberal education 的大旗，而忘了無論借著它的歷史語境而把這個英文表達發揮成“博雅教育”還是“通識教育”，其實都掩蓋不了它最原初最結實的本意——“自由教育”。同樣諷刺的是，一旦談論起大學來，即使是那些自稱最反感抗拒西方霸權的學者，也馬上要端出約翰·紐曼的“大學理念”來，而忘了那位英國紅衣主教原本只認定大學的使命是要在羅馬天主教的精神之內提供知識，故而預埋了強烈而褊狹的西方文化之根。“ 文明”對紐曼而言，幾乎沒有超出地中海世界的疆域與文化。
從思想方法上說，凡此種種都顯然是忽略了下述要害：西方文明的演進史，包括其不斷演變的教育史，究竟是一種開放的、偶發的和多元的進路，還是僅僅為某種恒準單一之理念的前定展開？從而，liberaleducation究竟是從創世紀之初，就已然先行確立的普適恒常的文明理式，還是經過長期歷史斗爭和利益博弈才產生出來的解決方案？進而，考慮到不斷分工、科層和分化的人類現狀，以及施行liberal education的昂貴成本，這種教育究竟是普適于整個社會還是專屬于紳士階層？最后，盡管這種自由教育看起來似乎相當靠近西方的理想，但它自身究竟還有沒有被哪怕是揚棄式發展的余地？……
正因為這樣，必須警惕這樣一種本質主義的傾向：一旦談論起大學，總是貪圖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變應萬變——誤以為只要從西方文明的源頭略加尋索，就準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預制好的萬應良藥來；甚至，即使很顯然當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實踐中已經把那些理念棄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劍地認為：只要能堅持表現得比西方還要西方，就一定會醫治好當代中國的大學。
就像一個黑漆漆的三岔口，人們甚至都不打算弄清挑戰來自何方，就擺出招式伸出拳腳想要應戰。也就是說，他們根本沒有認真考察過別人究竟遭遇到了怎樣的當代憂慮，以及究竟是沿著什么樣的歷史線索，才引發出了今天的這番憂慮，就基于其先入為主的西學崇拜，而張揚起別人已被瓦解的早年理想了——充其量到頭來也再只能基于這種遙遠的理想，捎帶著也埋怨一下莫明其妙的西方竟也能今不如昔。這樣隔靴搔癢的空疏議論，姑妄聽之也就罷了，要是真想用來祛疾伐病，那還不耽誤了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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