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大氣的展現也與說話的訓練有關。臺灣對說話技巧的訓練始終不足，多數學生缺乏在公眾中清楚表達自身思想的能力。四中的兩位同學，能清晰地將事情的脈落理出頭緒，包括我們在討論最后大合唱時主持人應作怎樣的收尾，四中的同學都能拿捏住當下的氛圍應該有的語言，對我所提的文字內容進行分析，以他們才不到高二的年紀，如此絕佳的統整能力令我佩服。
不愿出頭
臺灣大學生還有幾個特點，就是多數人不愿出頭，不愿當一個團體中突出的領導人物，出了事也不愿意挺身而出。
求學過程中，班上不乏有某人特別遭受主流排擠，大多數同學皆加入欺壓的行列，少數同學不愿同流合污的，卻也懼怕惡勢力，不愿意做正義的捍衛者。筆者則與眾不同，反而特別喜愛與弱勢者站在一線，生來就看不慣這種逃避的駝鳥心態。
此次北京行，某夜獨自一人于飯店房間中看電視，突然遭遇跳電，四周頓陷一片漆黑。筆者欲探其它同學是否同樣如此，才開了門，便發現走廊上已是吱吱喳喳的喧鬧聲。房里跳了電的同學至少超過二十名，大家都跑了出來你一言、我一句地討論著。筆著當下便問了一個問題：“有人去通知服務員了嗎？”
大多數的同學仍繼續吵鬧著，少數幾個回答我：“好像沒有。”
于是，筆著直接到同一樓層僅僅幾步之遙的服務臺，告訴值班大姐這項消息。約若五分鐘，大家便都重現光明。
臺灣同學寧愿湊在一塊兒作無意義的喧囂，卻沒人挺身而出請服務員來處理，真是百思不解。
幾天前，在開幕式上，北京四中的同學卻不是這樣。
當時，后臺擁擠著準備演出的表演團體，其中一支北京四中初中部的小朋友，個個天真可愛，準備合唱《感恩的心》。由于帶隊老師正忙著其它事兒，小朋友們吵吵鬧鬧、亂成一團。此時，我就看著兩位四中負責主持的同學，直接上前去維持秩序，清楚地下指令：“一個一個排好隊！”
要是臺灣學生，不關自己的事，想必沒幾個愿意去承擔。
人文素養低落
筆者以為，身為大學生，一般人心目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必然要具備一定程度的人文素養。
曾經在蔣夢麟先生的名著《西潮》中讀到類似的句子：“北京，作為千年古都，文化的魅力令人難以抵擋，全國各地有志的青年學子，都到這里薈萃，滋養濃郁深厚的人文氣息。”我們剛到北京時，搭上機場與飯店之間的接駁游覽車，負責接待的北京干部，特別拿著麥克風告訴大家：“來北京就是看文化，看地道的北京人如何生活，如何慵懶地休閑；看皇帝家的擺設，古代帝都的格局，處處都是學問。”他們還特別請來一名說著標準普通話的女導游，語音輕快，順暢地介紹北京城的方方塊塊。
然而，大多數的同學卻好像興趣缺缺。
當老師們想和我們談談京味文化，提出不少問題想與我們互動時，大家仍是各自地聊天私語，不尊重東道主，凸顯自身文化水平的低落。
人文素養，不僅是對于基礎的歷史文化，須有一定的知識；也包含著我們對生命、對周遭的人事物，應有的一種悲天憫人的胸懷。自己有外文系的同學，英文非常好，也跟著課堂讀了不少文學作品，但卻沒有文學家的人文關懷。他曾經告訴我，很羨慕有些人的父母是社會名流，可以通過特權未經排隊掛號，就能給名醫看診。這句話在我心中造成無比震撼：醫療衛生是關系著性命的大事，這等特權行徑，身為臺大的學生不加以檢討批判，怎么反倒還大肆贊揚？
像這樣的想法，即便他語文程度并不低，但一樣是沒有文化，沒有人文素養。
筆者這么說，并非大陸人就比臺灣人來得有素養，事實上，筆者接觸過一些較低教育水平或者普遍的勞工階級，有的一樣是眼中只有“錢”，缺乏高素質的文化涵養。但筆者在此次交流及之前赴美參加漢學會議的經驗中，所遇包括北京大學、北京四中、復旦大學這些菁英名校的同學，他們的的確確有著很高的人文素養。四中的兩位主持同學在語文實驗班就讀，他們定期舉行班級文化論壇，討論北京的城市設計、改革開放后北京的文化變遷等議題，對臺灣名人陳文茜、李敖的文章及節目亦有收看，思想開放，絕非我們印象中僵化的那一套。
這次北京行，與同行一名同學聊天，該位同學告訴我：“大陸好奇怪，說什么臺灣‘同胞’的，我們臺灣才不講這個詞，我們都直接說‘臺灣人’、‘大陸人’。”我告訴他：“我們以前也說‘同胞’啊，要‘解救大陸同胞’不是嗎？”他竟無法理解，頻頻搖頭。看來，李登輝及陳水扁的意識型態洗腦，真是取得了絕對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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