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為，“腦體倒掛”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在全國兩會上，一位政協委員又把它寫進了提案中，鄭重建議“防止新一輪‘腦體倒掛’”。
提案的作者是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糖尿病治療中心主任馮世良，他用兩個事例來向記者說明，腦體倒掛的現象已非常嚴重。不久前，他無法拒絕一位熟人的情面，接收了兩位某中醫藥大學的碩士畢業生。他們沒有從醫資格，不能給病人把脈問診，也沒有能力參與科研，每個月只能從中心領取400元的生活補助費。
還有一對來自貧困山區的表兄弟。表弟是一位裝修工，每年干8個月左右的活，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學畢業快一年了，還沒有找到工作，并多次拒絕了表弟的好意，執意不肯與他“一起打工，做學徒”。農民工表弟后來深有感觸地對馮世良說：“我真謝謝我自己，沒有考上大學。”
最近兩年，常有媒體報道，大學畢業生的工資還不如農民工。2006年年初，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25個省（區、市）的5300多名外出務工人員做了一項調查，發現他們對當年外出務工的月工資平均預期已達到1100多元。
而眾多大小規模的調查數據顯示，應屆大學畢業生對月薪的預期連年下跌，2006年已降至1000元左右。去年，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對2007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進行了調查統計，結果令人無法樂觀：50％的畢業生月起薪在1000元~2000元之間。
記者就此和很多人交流過，大家有一個共識：大學畢業生似乎越來越不值錢。一家中央媒體的記者是從北京大學畢業的碩士，今年他回湖南老家過春節，明顯地感覺到了村民對他的冷淡。“以前，一個吃公家飯的人回到村里，大家會對你很熱情很尊敬。”他說，“但現在，沒人把你當回事了。在村民看來，你還沒有他們有錢。”這位記者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而村民中有身家千萬的包工頭，有月入數千元的小生意人，再普通不過的一個建筑工人，日工資標準已經超過80元。
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大約10年里,“腦體倒掛”是一個熱門的公眾話題。當時，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的收入遠遠低于體力勞動者。有一句至今還有很多人熟記的順口溜：“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讀書無用論”也隨之流行。
今天，“讀書無用論”再度流行。全國人大代表、湘潭大學校長羅和安說，這種聲音主要來自城鄉的貧困家庭，他們認為，“不讓孩子讀書脫不了貧，讓孩子上大學可能窮得更快”。
在這位大學校長看來，如果說存在“腦體倒掛”現象的話，應該是指很多大學畢業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與其得到的回報差異很大，前者過高，后者過低，“在一定時期內，很難有能力收回教育成本”，對那些舉全家之力供孩子上大學的貧困家庭來說，這一點尤其明顯。
當今中國的知識精英大多確實過上了富有的生活，羅和安代表說，這與上個世紀80至90年代初期的情況很不一樣。“那時的大學是精英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有可能進入科研院所和政府機關。”羅校長說，而這些單位的職工收入要低于企業工人和生意人，導致“腦體倒掛”。而現在值得高度關注的，是那些剛畢業的大學生。
馮世良委員把新一輪“腦體倒掛”形成的原因之一歸咎于一些高校，即“一味地增設各種熱門專業或學生就業后能擁有相對輕松的工作環境的專業，而很少負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進行長遠規劃的責任”。
羅和安代表認為，現在很多高校學科和專業的設置已經與社會需求脫節。一些熱門專業，如工商管理、法律和新聞，市場需要不了那么多，但很多高校卻爭相開設，原因在于“其投入成本低，只要抓幾個老師就行”，還可以高收費，而一些理工科專業，需要儀器設備、實驗室，投入成本會比前者高出30％~50％。
羅和安指出：目前，大學向市場推出的產品——學生，其質量令人擔憂。“在大學最重要的是要鍛煉提高學習能力和創新精神，出去后不管干什么，都能很快適應。”羅校長說，實際情況與理想狀態還有很大的差距。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曾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中國高等教育出現了結構性問題——不同層次的大學定位一樣，都在爭奪同樣的位置。他認為，一些高校必須轉向培養技能型、生產型人才的領域，才會有競爭力。
“勞動力市場所釋放的這個信號清楚地表明，市場更需要財富的直接創造者。”張副所長說，在勞動力市場上，大學生越來越多，而熟練技工卻越來越供不應求。他認為，市場會慢慢引導一些高校走上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但在此之前的高校畢業生會付出代價。本報記者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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