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部署，2000年3月中旬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正式成立并開始工作。
西部開發辦2000年重點抓好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認真做好西部開發的總體規劃;二是抓緊制定促進西部開發的政策措施;三是加快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強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
最近，江澤民總書記多次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時機已經成熟；加快開發西部地區要有新思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明確指出，要調整地區經濟結構，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必須不失時機地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西部大開發直接關系到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關系到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邊防鞏固，關系到東西部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一項面向21世紀的大戰略、大政策，一定要貫徹好、實施好。
一、西部大開發是面向21世紀的一項大戰略、大政策
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西部發展，逐步縮小各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最終達到各地區經濟普遍繁榮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要求，亦是國民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內在需要。
西部大開發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按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兩個大局”的思想，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重要戰略部署。鄧小平同志曾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77~278頁）對于什么時候、在什么基礎上把支持與促進西部地區發展，實施西部大開發提到日程上，鄧小平同志也做了深入的思考，要求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并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上，第373、374頁）現在到了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我國東部地區經過20年的高速發展，經濟發展水平大大提高，實力大大增強，同時東西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并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所以，目前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不僅有了條件，而且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黨中央和國務院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審時度勢，把加快西部地區的發展作為一項重大的戰略任務，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對國家經濟布局指向和區域經濟政策作出調整，是非常及時和正確的，既具有現實意義，又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西部大開發是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正確分析當前形勢，總攬全局，作出的面向21世紀的重大決策。
1．適應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是我們這兩年來取得的一條極為寶貴的經驗。西部大開發是黨中央在對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進行科學分析與判斷的基礎上，為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所作出的適時調整與部署。在市場供求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要保證下個世紀的長遠發展，必須實行以擴大內需為主的發展方針。全國人口中近1／4居住在西部地區，只有加快西部的發展，提高西部民眾的收入水平，使龐大的潛在需求變成現實的市場需求，才能為經濟增長開拓出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
2．西部大開發是實現國家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強有力的保證。第三步戰略目標的實現，有賴于全國各地區的共同發展。只有東部地區的發展，而西部地區長期處于相對落后的境況，將影響全國經濟的發展，拖整個經濟發展的后腿。
3．西部大開發是我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內在要求。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資源分布與要素秉賦各異，相互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北煤南運、西油南輸、西電東送、西棉東調、南菜北運……，表明區際經濟之間存在很高的關聯度，加快西部地區的資源開發與經濟發展，才能保證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對基礎原材料和動力的需要，使整個經濟繼續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
4．西部大開發是可持續發展的需要。西部地區居長江、黃河、珠江等大江的上游，是國家生態屏障之所在。只有加快西部發展，使居于高山深谷者盡快從“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怪圈中走出，大江大河及其中、下游地區的安全，全國生態環境的改善才有保證。
5．西部大開發是實現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邊防鞏固的重要保證。我國55個少數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西部和陸地邊境地區，加快西部經濟發展，使愈來愈多的民族聚居地區和邊境地區走上繁榮之路，是鞏固、加強民族大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保持邊境安寧與社會政治穩定的重要基礎。
二、西部大開發要依靠兩個手段、三股合力
兩個手段是指市場機制和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尤其是區域政策。
要素價格的變化和地區要素價格差異，是推動產業空間結構轉換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20年來，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沿海大城市的土地、環保、勞動力等要素成本攀升，不少傳統產業、產品的優勢正在或已經喪失，西部地區應該利用要素價格相對低廉的有利條件，在這些產業和產品上形成優勢，贏得市場，站穩腳跟。傳統理論在講到產業空間轉移時，往往解釋為發達地區及大城市的工廠和設備向欠發達地區搬遷。實際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多的是通過優勝劣汰，一地區某產業逐漸失去優勢和衰落，而在另一地區發展起來，形成優勢。因此，西部地區不能坐等“轉移”，而應打主動仗。方式不同，中西部的付出與收益都大相徑庭。
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推進西部發展的積極效應，但單靠市場機制還解決不了東西發展的差距問題。這是因為西部地區的自然條件、區位（處于國內運輸網的末梢、國內大市場的邊緣等）、歷史基礎和歷史包袱（如“三線”建設時，工廠靠山進溝，社會負擔沉重）等因素，使西部的市場主體和東部并非處于同等的起跑線。實踐表明，區域發展差異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一定時期內不僅不會縮小，反而會擴大。具體表現為兩方面：一是人才、資金、能源、原材料的流出造成欠發達地區缺少人力、物力、財力而降低發展速度的“極化效應”；二是因發達地區經濟實力增強導致資金、技術、設備向外擴散而促進欠發達地區發展的“擴散效應”。在經濟起飛時，強大的“極化效應”和弱小的“擴散效應”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如果單憑市場力量的作用而不進行政府干預，結果勢必造成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通過中央政府的政策投入和資金投入，使西部市場主體處于與東部大體相同的起跑線，非常重要。具體說主要在以下幾方面：一是中央財政支持加快西部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是揭開西部大開發序幕的前提；二是支持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的保護與建設。保護與改善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既是為了實現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亦是為了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中下游地區的安寧。在上游地區為改善生態環境實行退耕還林（草）的過程中，國家和中下游地區應通過以糧代賑等方式予以補償；三是保證西部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在義務教育、初級衛生保健等社會公共產品的享用上與東部地區大體持平；四是為某些國有企業還清歷史舊賬。60年代從備戰出發在西部山溝里建了一些軍工廠，現在產品要軍轉民，有的工廠要出溝進城，這幾筆“舊賬”讓企業靠加強經營管理或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消化不了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決定》中有關“改善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和減輕企業社會負擔”所提的各項政策，有必要更多地向西部傾斜。
加快西部地區發展目標的實現，還有賴于三股合力的共同作用。一是進一步調整、完善區域政策，加大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政策與資金投入的力度。二是廣泛推進東部和西部之間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技術協作，加大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幫扶力度；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推動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和跨區域的資產重組。三是加快西部改革開放的步伐，進一步探尋適應國內外大市場新態勢、適合西部區情的發展戰略與對策。前兩者是加快西部地區發展的啟動與推動力，后者則是關鍵與根本。只有通過后者，來自外部的種種支援和幫扶，才能轉化為自身的“造血”功能，形成自組織、自發展的機制，成為推動西部發展永不衰竭的內在動力。
加快西部改革開放步伐包括加快西部多種所有制市場主體的形成與壯大；加快西部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調整，使國有資本集中布局于優勢產業，實行有進有退，以退求進；加快西部商品與要素市場體系的發育、市場規則的完善和市場秩序的建立；加快西部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能轉換，由過去按行業隸屬原則管理所屬企業，轉向按屬地原則，面向多種所有制、多種經濟成分的所有市場主體，履行社會經濟管理職能，通過制度安排與政策誘導，構建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與生活環境，使來自各個國家、國內各地區、各種所有制的投資者，在西部投資能取得合理回報，真正做到政府搭臺，市場主體。（百度百科）
“十一五”繼續抓緊抓好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工作任務
突出抓好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礎設施重大項目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扎實打好西部開發基礎；鞏固退耕還林成果，切實落實“五結合”，加快建立生態建設綜合協調機制。加快退牧還草進度，加強三江源地區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和保護搞好重點城市、三峽庫區和重點礦區的環境治理和國土整治；繼續加強對西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農田水利設施，穩定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和農產品深度加工。繼續拓寬農民外出務工等增收渠道；加強教育、衛生、科技等社會事業；加強勞動保障工作，繼續推進扶貧攻堅計劃；統籌規劃，優化布局，做大做強西部地區能源、石化、煤化工、礦產加工、旅游等優勢產業，加快推進特色農產品產業化進程。有條件的地方，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切實推動法制和人才隊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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