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現任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學會秘書長。1982年畢業于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同年到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員，1992年任研究員，1993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稱號。1993年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5年任國家計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曾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并被評選為“1988年中國十大杰出青年”。曾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件。
資本市場開放是對中國最大的傷害
問：為什么東中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如此之大？同在西南地區，又為什么貴州的發展速度最慢？
答：為什么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緩慢，是因為平原面積最少。在西南這幾省當中，平原面積最少的就是貴州，只占全省面積不到4%。人均平原面積，全國是800多平方米，貴州只有300多平方米。貴州地無三尺平，大面積的建設適合大型人口居住和市場集中的城市就不行。至于說西北，雖然地域遼闊，但是沒有水，人口也少。西南2億人口，西北只有9000萬。由于西南、西北都不太適合進行大規模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建設，所以區域經濟差距是越拉越大。中國的平原面積僅占國土面積的12%，其中90%集中在沿海。所以中國的城市化一定是依托沿海的平原展開的。我認為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的人口、勞動力向東部地區大規模的流動是不可避免的。東西部地區人均收入差距的縮小，不是建立在西部地區更快發展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大規模西部向東部人口遷移的基礎上的“十一五”規劃區域研究是我主持做的，我們提出來建20大都市圈，也基本是在東部和中部。
問：有人提出，中國經濟未來要繼續保持高速發展，需要尋找新的增長點，這個新的增長點是通過對資本市場大量的利用來實現的。這和您今天談的我們要繼續重視工業生產之間有什么關系？
答：如果說金融市場的發展是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引擎，那我認為房地產、制造業、國際貿易等也適用這個說法。但是我認為，只有城市化能夠救中國，別的都不行。次貸危機把中國推出了原有的增長軌道，出口靠不上，投資不敢老靠著，消費由于分配問題又被抑制住了，我們的需求引擎沒有了，需要重新造。我看現在只有城市化這個新引擎。在人均3000美元水平上的時候，全球城市化率是55%，中國如果不考慮到農村進城打工的農民的話，真實的城市化率只有三分之一，這是嚴重的錯位。所以城市化存在著巨大的增長空間。我們知道，現代工業生產提供的產品是給城市人消費的。當你可以給城市人提供人均3000美元消費水平的產品的時候，你的人口的主體9 .5億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只有700美元，于是很容易就導致生產過剩。我們收入分配拉大既有分配體制的原因，更有發展戰略錯誤導致城市化嚴重滯后的原因?，F在要想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只有依靠快速推動城市化。其他的什么資本市場如何建設，工業如何建設，都是次要的。比如鋼鐵。中國現在人均鋼鐵不到500公斤，發達國家是人均700公斤到1噸時才干成了工業化。按照1噸來計算，2030年15億人口需要15億噸鋼，而現在不到7億噸鋼就過剩了，就是因為沒有那么多城市人口。所以說現在中國的結構矛盾非常大，如果不打開城市化這個通道，不管是資本市場、金融市場還是房地產發展，空間都是極為有限的。
問：請問中國的制造業在未來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答：主要是體制障礙。國進民退在去年是很突出的矛盾，但是現在有一個旗號，就是保增長。一遇到經濟不景氣，民營企業不投資了，只有通過國有平臺去擴張，結果變成了國進。到經濟形勢好轉了以后，投資產生了很大的過剩，怎么消滅？就搞產業重組，把小的并進大的，用國有的兼并民營的。像陜西的煤炭企業重組，搞成5大集團，把小的吃掉，在存量上搞民退。增量搞國進，存量搞民退，這么搞市場還存在嗎？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看在“十二五”期間，能不能觸動財政體制，把現在的分稅制變成西方國家的先集中后返還的體制。現在中央集中的不多，地方負擔了很多事權，事權和財權又不匹配，于是地方政府為了抓錢搞了很多行政邊界，不愿意讓企業出去，不愿意跨地區經營，阻斷了我們市場邊界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也阻斷了企業規模經濟效益的進步。所以我認為，中國能不能在市場化方面邁出下一步，就看我們敢不敢在“十二五”期間觸動財政體制。
問：現在很多學者都在討論城市化進程當中農村土地流轉的問題，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看法？
答：首先要批評前一段提出來的所謂農村新土改問題。如果說在農村的土地流轉能夠配合城市化進程的話就值得去做。但是在沒有啟動大規模城市化的時候就搞農村新土改是非常危險的制度安排。小農經濟那么容易破產，允許土地流轉了以后，那些人把土地賣了，賣了的錢花兩三年就沒了，就很可能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
第二點，農民進城可以看成是2換2，用宅基地和承包田換城里的廉租房和社會保障，有了廉租房他可以在城里落腳，有了社會保障，再有工作的機會，他們才能夠進城安心地住下來。即使是這樣，他交換出來的宅基地和承包田也要分兩種情況處理，一種是在城郊地區已經被占用了的土地，遲早要在城市化當中被利用的土地，要納入城市統一用地規劃里面去統一管理。另一種是在邊遠地區的農村，農民們出來以后，他們的土地、承包田、宅基地要留給當地的農民，這是提高當地不走農民富裕程度的一個重要的措施。
問：您剛才提到了，城市化是新的發展動力。那您認為現在越來越高的房價究竟是城市化的動力還是障礙？
答：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是房價過高，我們把這個房價過高的罪過歸到房地產商身上或者是炒房者身上，是不公允的。中國人口眾多，可用于城市化的土地是極為有限的。這個情況下地價不漲才怪。地價漲到什么程度？咱們都知道，日本在地價漲到高峰的時候，全國的土地價值是30萬億美元，但是日本的國土面積只是中國的1/25，按照這個衡量，我大概算了一下，泡沫高峰的時候中國的土地可能要到價值2500萬億美元這樣的水平。如果我們把它削掉一半，也要有1200萬億美元的價值。根據匯豐銀行的研究資料，中國土地總值是100萬億人民幣，和1200萬億美元的總規模還相差很遠，所以城市地價肯定還有非常巨大的上漲空間。 中國城市的房價很高嗎？東京的銀座最高的時候，50萬美元一平方米。在我們這樣人均土地資源極為有限的國家，什么是地價上升的動力？就是在有限的資源、有限的土地面積上，不斷地摞上去GDP。我們的土地規模難以擴大，但是GDP還要繼續增長。我們現在人均3000美元，發達國家50000美元， 而且我們的人口還有將近1.7億人口沒有生出來，高峰要到15億人。如果把這些增長潛力都算上，還會增加多少GDP？這些GDP要摞在有限的土地上，地價房價肯定要上漲。我2004年在南京大學演講的時候，就說未來10年中國房價要漲3倍，大城市房價要漲5倍，當時網上把我罵得一塌糊涂，說我是房地產的托。結果怎么樣，當時北京三環以里房價一平方米才5000元人民幣，現在四環以里是3萬，不到10年漲了5、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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