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地下資本難以陽光化
金利來品牌云南昆明總代理詹繼芬是一位地道的溫州商人。1月中旬與在迪拜經商的詹崇樓面談商品供應事宜后，同愛人直赴保時捷溫州4S店，給即將出嫁的女兒買了一輛保時捷汽車做嫁妝。
與詹繼芬一直經營實業的坦然相比，溫州最早從炒房與炒油中發跡的一批商人則選擇遠離政府部門與新聞媒體。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負責人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要找這批人十分困難，即使找到了他們也未必會接受你的采訪。
李董事長就是其中一位。早年天南海北炒房，現在則在溫州從事實業，她不愿提及自己原始積累的經歷。另一位炒油的曾董事長，電話中聽明白了記者采訪題目后說“我不是曾董事長”，否認自己的身份與往事。
溫州民間資本的隱蔽程度連當地官方部門都難以捕捉其蹤影。浙江銀監局溫州監管分局紀委書記陳俊透露，他們只能通過金融機構與窗口單位，引導企業貫徹金融政策。但民間游資極不固定，范圍廣，其真實去向一時半會查不清。
“牛年不利”。溫州商人說，改革開放以來盡管遭遇了各種各樣的困難，但從來沒有像2009年那么集中，俄羅斯灰色清關損失70億元左右、關閉市場商鋪虧損10億元，省外煤礦兼并重組溫州500億元資金生死未卜，阿聯酋迪拜主權債務危機溫州資金縮水30億元。
王小軍律師說，追求暴利投機不可持久，溫州商人到了反思資本出路的時候。“我們不去追求高額回報，而是理性輸出與可持續發展”。
美國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產業升級過程中，以私募基金的方式引導社會民間資本進入資本市場，投入國家鼓勵的產業與行業，在為“游資”找到出路的同時，更為產業順利升級換代提供了可靠的資金保障。
據這位律師介紹，2004年以后的宏觀調控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中，浙江中小企業接二連三地倒閉，其中不乏民間資本的“推手”。他舉例，銀根緊縮，企業資金鏈“缺血”就用“高利貸”補充。每天千分之三的利息令借貸企業不堪重負，結果兩敗俱傷。
溫州監管分局與市政府金融辦負責人向本報記者透露，當地正在建設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以及未上市公司股權營運中心、溫州股權投資基金、小額貸款公司與上市企業等，把民間地下資金“陽光化”，引導其進入國家金融管控體系。
但據溫州監管分局介紹，“民間資本缺少正當的投資渠道。這些試點措施吸引的資金往往也就是幾十億元，與六七千億元民間資金的大盤子相比，作用不明顯。”
蒼南聯信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主發起人、天信投資集團對這種現象給予密切關注。總經理朱良建說，民間融資發展的趨勢是小額貸款公司，但目前決策層比較慎重，其規模做不大，輻射影響的民間資金有限。
溫州民間資本發展有其深厚的地域文化。這一帶在南宋時期形成了與傳統儒家文化大相徑庭的永嘉學派。他們認為判別事物的客觀標準，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人們所信奉和尊崇的理念，而在于它是否能給人們帶來實際的利益。
據溫州市金融辦透露，當前民間資金的發展由過去的街坊鄰里自有資金相互調劑，轉變為以個體、私營企業、城鄉居民等多種借貸主體。這些主體開始借助典當商行、擔保公司、投資咨詢公司等各種合法的組織形式走向公開或半公開。它的利率與國家宏觀金融政策調整相呼應，部分銀行信貸資金被民間借貸者移用。
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對30家小企業、28家個體工商戶抽樣調查，生產型小企業的民間融資占流動性資金來源的46.5%，投資性個體工商戶的民間融資占經營資本的68%。民間資金日益活躍，非法集資活動的社會金融風險明顯加大。
市金融辦的一份報告說，30多年金融改革過程中，如何有效引導和管理民間融資的課題并未破題，雖然市委、市政府率先在全國出臺了管理文件，但在實際執行中顯現出軟化與無力。溫州博宇房地產公司總經理張理宇表示，民間資本融資有其固定的“小圈子”，不是政府號召他們就立馬招安。
至于民間資本向私募股權轉型發展，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溫州商人都認為“難成氣候”。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負責人分析，當地民間資本要成長為私募資本與國際化的投資資本，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首先，溫州人骨子里喜歡摸得著、看得見的實業股資，如房子等，對股市、私募等虛實結合的資本市場相對排斥。
其次，私募與國際化資本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但溫州民間資本的區域性強，溫州圈內人需要資金大家支持；一旦離開這個群體，從外面拿著項目來溫州找錢就十分困難。
第三，私募與國際投資資本都是專家理財，團隊管理，拓展新興領域，老板不是資金的管理者。溫州人都“寧為雞頭，不為鳳尾”，難以跳出傳統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在省外投資煤礦的陽先生說，其實早在兩三年前有人就提出整合溫州民間資本，形成區域財團投資煤礦。但各個煤礦投資者都有一個以親情或鄉情為紐帶的金字塔式融資架構，大家只顧自己的攤子，結果在煤礦兼并重組過程中一盤散沙。
私募與國際投資資本需要的是金融的精英團隊，而目前溫州民間資本還處于草莽英雄江湖混戰時期，其資本掌控能力、學識水平都與前者要求相距甚遠。“溫州民間資本目前這種游離不定、伺機投機的模式還會持續下去。”陽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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