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 張立群
花旗集團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沈明高
蘇格蘭皇家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 Ben Simpfendorfer(貝哲民)
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
今年以來，在政府大規模財政刺激下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較好的成績。然而，單純依靠政府公共投資支撐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與此同時，一旦歐美等經濟體復蘇步履蹣跚，中國經濟也很難再搭上外需增長的便車。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進行經濟增長結構的調整，鼓勵民間投資和私人消費，對于我國經濟可持續增長有著重要意義。
經濟結構性調整需要中長期政策
上海證券報：今年以來，按照“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總體要求，國家制訂和出臺了一系列產業調整、結構調整的政策措施。你覺得這些措施效果如何？對GDP的拉升、經濟結構調整起到了哪些作用？我國經濟目前仍存在哪些結構性問題？
張立群：我覺得刺激經濟的這一攬子計劃最主要的作用是，支持中國經濟較快地進入回升軌道，這在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的實例中表現得很鮮明：二季度我國GDP增長提高到7.9%，國內需求增長明顯加快，消費也比較活躍，特別是在消費結構升級、汽車和住房的購買等方面表現得最為鮮明。所有這些都和“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一攬子計劃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從中國經濟增長來看，目前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經濟增長速度的問題，這是一個短期問題，也是最緊迫的問題。而結構問題應該說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它需要通過一些中長期的政策和措施來逐步加以解決。現在并不是說我們的經濟結構問題在經濟回調的過程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了，而是說這種經濟回調過程可能是經濟結構回調的一個契機，要把它把握住。所以現在對于結構方面的問題，不是認識這些問題在當前怎么加劇，而是認識如何把握這個機遇加快結構調整。
沈明高：就“保增長”的目標而言，目前中國GDP增長高于市場預期，今年年初市場預期今年GDP增長“保八”比較困難，但是現在市場普遍認為“保八”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預計今年中國GDP增長為8.7%，超過政府年初時設定的目標。調整整體經濟增長結構，需要把原來依靠投資、出口轉為依靠消費。“擴內需”的話，從擴大投資的角度來看，目前已超額完成該項任務，而問題在于內需的不平衡在加劇，消費的不平衡和比重也在下降。需要指出的是，“擴內需”不能單邊突進，必須投資和消費一起推動，否則未來產能過剩等壓力會更加明顯。
貝哲民：中國經濟增長正在加速，但增長質量令人擔憂。對于目前的挑戰，財政刺激只能提供一個暫時的解決方案，國內需求必須彌補外需下降帶來的缺口。上世紀90年代的經驗很有借鑒意義。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政府也開始著手于財政刺激以恢復經濟增長，但是，中國經濟恢復增長并非由于財政刺激的單一作用，而主要是由于進行了結構性的改革。包括房產私有化、加入世貿組織、國有企業改革、以及電子制造外包服務等。
就目前而言也是如此，單一的財政刺激并不能維持可持續的經濟恢復，政府政策必須致力于類似90年代的那種經濟結構改革。私人消費最終需要在經濟增長中占據重要地位，尤其是農村地區私人消費。然而，中國的財政刺激似乎要持續很多年，并非幾個月，這樣中國經濟再平衡過程中仍可能存在就業率和收入增長下降的風險。
政策調整應關注經濟增長質量
上海證券報：國務院常務會議1日通過了抑制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引導產業健康發展的決議。這是否說明目前的宏觀調控政策重心有所轉移？這對應對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將起到怎樣的效果？
張立群： 抑制過剩產能是抓住機遇、優化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舉措。在目前的產業發展中，一個是市場在起作用，另外一個是政府的作用最近正在強化，特別是4萬億元投資、以及各級地方政府的投資，在“保增長”的過程中，政府的參與程度是在提高的。政府的投資可能會導致未來不顧市場銷售情況的重復建設，因此國務院會議要抑制這些產能過剩行業的建設，我個人理解，主要是針對各級政府的投資行為，使這些投資進一步用在刀刃上，不要出現低水平的重復建設，這對提高政府投資的效益也是非常關鍵的。
沈明高：現在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產能過剩問題。我們的擔憂在于，處理產能過剩的過程中也存在著擠出私人投資的風險，這與“調結構”的方向其實是相違背的。比如，部分地區出現的大企業不斷兼并小企業、成為更大企業，國有并購私營企業，或通過環境污染標準等指標來關閉中小企業等，易出現“國進民退”的問題，這從長期來看也不利于鼓勵民間和私營投資。從政府的角度來講，政府應該創造一些條件，讓市場來淘汰一批落后產能行業企業，尤其在新批準項目時一定要考慮到產能過剩問題。
貝哲民：目前經濟政策調整應關注于經濟增長質量、而非經濟增速。過度關注于經濟增速，就會存在政策強調重工業和房地產業投資的風險。令人感到鼓舞的是，中央政府已經注意到強調經濟增速而非質量的風險。中央政府也致力于通過更為廣泛的包括社會的、環境的、經濟的多重標準來衡量地方政府表現，而非單一的經濟增速。有關把依賴外需轉為內需的經濟結構再平衡的討論很多，然而，中國經濟同時也需要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的再平衡。迄今為止，中國服務業仍很不發達，相對于其他經濟體而言，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為40%，而韓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則分別為50%、70%、90%。
楊濤：近期的種種跡象表明，目前的國家宏觀調控重心確實在發生轉移，主要是從前階段的擴大投資的總量政策為主，轉為結構調整為主。這表現在幾方面：一是信貸政策開始更多地考慮所支持的行業結構問題；二是產業政策開始有針對性地調整結構，如環保政策開始加強對“兩高一資”項目的制約；三是財政政策更重視結構性目標，如更加支持擴大消費、節能減排、科技創新。應該說，這些政策對于抑制重復建設會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當前各地方的上項目——增加產能——增加財政收入——保障就業——政府業績的邏輯思路下，短期內還難以改變產業失衡的傳統難題。
配套政策建立對民營友好的投資環境
上海證券報：隨著宏觀調控朝“調整結構”方向轉變，市場對于宏觀經濟的運行出現了新的憂慮：目前消費雖然保持快速增長，但還無法單獨承擔起支撐經濟增長的重擔，而出口雖然在趨勢上有所好轉但遠未走出困境。而在以政府主導的投資高速增長后，若民間投資無法及時跟進，投資增速下降可能無法避免，中國經濟復蘇的動能或許會有所下降，你對這些問題如何看？經濟回升過程是否將出現反復？
張立群：我認為經濟在回升過程中是不會出現反復的。7月份的經濟指標可能和人們的預期有些差異，這導致人們擔憂經濟回升的勢頭是否穩固、回升的力度是否減弱，這個擔憂也導致對經濟回升信心的影響，近期股市回調正是信心受挫的很好例證。7月份指標表面上看，經濟回升的動力在減弱，實際上有多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第二季度回升的力度是相當強的，在這個基礎上，回升變的穩一些也是在意料之中的。第二，我們也應該看到外需減少的幅度是相當大的，去年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7.2%，今年1—7月是-22%，這兩個比較起來，實際上是比去年回落了30多個百分點，出口在整個總需求中占到30%的比重，它下降30多個百分點，就需要其他70%的內需提高相應的幅度，才能使總需求的增長幅度和去年大體相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總需求的增長比去年還要低一些，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長是7.1%，而去年全年GDP增長是9%，所以現在還要進一步擴大內需，而擴大內需還需要有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經濟的回升還應該有充分的信心，支持中國經濟回升的因素正在加快準備中，這主要表現在消費結構升級以及其帶動下的汽車、房地產、城市建設的加快發展，以及這一塊加快發展帶來的訂單對多個產業的拉動。如果這個因素通過累積充分釋放的話，中國經濟肯定會進入一個比較快的增長。
沈明高：我們通過研究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經驗發現，它們在早期也是投資拉動為主，消費占GDP份額呈下降狀態，但是當它們經濟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投資的動能就會不足。這可能有好幾個原因，一方面外需下降；一方面扭曲的結構增長下存在一種內在的牽制力量使得這種不平衡不能持續；還有，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居民消費實力在明顯上升，這會使得投資為主的增長轉向以消費為主的增長。
中國沿海地區自2004年以來消費占GDP比重一直趨于穩定，并沒有像全國數字那樣繼續下行，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沿海地區過度投資的空間較小，投資增長相對放緩，經濟發展必然偏向消費。我認為，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沿海地區有可能率先進入消費增長較快的階段。沿海地區GDP占中國GDP的60%。如果沿海地區率先實現經濟增長結構轉型，這對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來講也是一個重要的主導力量。政府會不會出臺一些配合刺激消費相關的政策，這是影響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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