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在翼城試點？
翼城農民常茂忠比起全國大多數農民來，顯然是幸運的。他在1988年順利實現了合法生育二胎的愿望。
這與人口學家梁中堂密不可分——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從1978年開始參加中國人口政策討論。
1984年春節，還在山西省委黨校工作的梁中堂寫了一篇題為《把計劃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發展規律的基礎上》的研究報告，寄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長生育二胎的辦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億左右的水平，又能滿足農民的生育意愿，從而建議放棄“一胎化”。胡耀邦批示說：“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
經過層層審批，1985年，國家計生委副主任周伯萍批準在山西試點。被選做試點的翼城縣位于臨汾地區東南端，是侯馬到晉東南的必經之地，山地、丘陵、平川各占三分之一，農業人口占78%，是一個典型的以農業人口為主的縣，農民人均收入300元左右，經濟中等偏上。
選取這樣一個普通的縣城，梁中堂的初衷，是要證明“晚婚晚育加間隔”是一個無需專人控制，即可以在農村普遍復制的生育政策。
“同時，我們也想在一個人口底子比較清楚的地方做試點。”梁中堂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地方政府和群眾的意愿非常重要。”臨汾地區和翼城縣都對此表現出極大的熱忱。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趙軍的建議下，梁中堂到翼城縣調查，該縣在80年代初是山西省計劃生育戰線的先進縣。
時任翼城縣委書記的武伯琴甚至還沒有聽完梁中堂的介紹，就立即表態說：“翼城縣做這方面的試點，是為摸索中國式計劃生育道路做貢獻，別說試驗成功了對我們縣有好處，即使試驗失敗了，對翼城縣的農民來說，能有什么損害？我代表縣委歡迎您選擇翼城縣做實驗。”
在翼城縣調查摸底的過程中，梁中堂發現，農民對于可以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基本同意，“哪怕遲一點生，只要能生兩個孩子，哪怕是兩個女孩都行。”
時任翼城縣計生委主任的安斗生等幾位計劃生育干部的業務素質和對工作的投入精神也令梁中堂興奮不已，“翼城縣計劃生育工作基本條件至少不是較差的，如果在這樣的縣里由我親自指導試驗還不能有明顯的效果，我提出的辦法在全國還有什么實際意義呢？”
試點的最終目的在于，要摸索出一條“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國式的計劃生育道路來。
1985年7月，經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準，翼城全縣農村開始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試點政策的控制重點是女性年齡。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基礎上，農村男女青年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法定年齡推后3年結婚生育者，可以在婦女30歲左右時生育第二胎。
具體操作中，女性的初次生育指標和結婚證書同步發放，而農民家庭要求生育第二胎的，則要在婦女27周歲前提出申請，由鄉一級計劃生育管理部門審批后，列入全縣生育規劃，并發放準生證。安斗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想生兩胎必須晚婚。”
1985年7月翼城縣委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翼城縣計劃生育試行規定》，強調試點政策“至2000年不變”。
當時，翼城縣總人口26萬，約占山西省總人口的1%；以“晚婚晚育加間隔”政策推算，2000年總人口可以控制在29萬多，接近中央下達給山西省人口目標3000萬的1%。
沒能推廣的試點經驗
“晚婚晚育加間隔”試行后，翼城縣的干群關系改進，“那時的工作重點在于，能不能實行晚婚，能不能實行晚育，能不能實行間隔生育，主要抓這三關。”安斗生說，通過宣傳，人們的生育觀念慢慢改變，計生工作一年比一年好做，“獨生子女少，三胎也少，還是二胎多。”
常茂忠們的婚育觀念在試點中也發生了改變。1988年，常茂忠的第二個女兒誕生，“既然生了，我也不太在乎是男是女，女孩也能養家，女孩照樣可以成才。”常茂忠承認最初有一點點失望，但是他現在很為自己養了兩個女孩慶幸，“生了女孩是福氣”。
2005年的時候，大女兒結婚，招了上門女婿：“我就要在家里照顧父母。”大女兒的孝順讓常茂忠非常欣慰，他逢人就稱女婿為兒子。在翼城，像常茂忠這樣招上門女婿的做法非常普遍，某些村莊甚至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都是招親，有些上門女婿還被選做村干部。
2007年，小孫女滿一周歲的時候，女兒女婿就決定要領取獨生子女證，常茂忠很快就認可了女兒女婿的選擇。
他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算了一筆賬，從小孩出生到大學畢業，沒有二十來萬根本不行，“這家伙現在可了不得，老是嚷著要買好吃的好玩的。”
鄰村東浮圖村的李躍虎夫婦則猶豫了好多年：“養孩子不容易，不能說初中畢業就不讓讀書了，你現在出去打工說是初中畢業就沒人要了。”同樣是靠“打工+種地”謀生的李躍虎，對于20萬才能供養一個大學生充滿了憂慮。
“要娃少，負擔輕，可是上了年紀又沒人管。越窮越要娃，負擔太重。”李躍虎對于養老的擔憂和恐懼最終占了上風，“我爺爺只生了媽媽一個人，爸爸是招親過來的，現在我媽媽都七十多歲了，還要管我九十多歲的老爺爺。”
李躍虎不愿意自己年老時也像母親和爺爺那樣凄涼。2008年6月份，李躍虎的妻子在34歲高齡上又給他生下一個兒子，大兒子已經12歲了。李躍虎夫婦倆現在最惆悵的是：兩個兒子就是不上大學，每個人娶媳婦也要花個八九萬塊錢。
常茂忠則相對要輕松許多，他現在既不發愁自己的養老問題，也不擔心女兒：“現在年輕人可以在年輕的時候存錢給自己養老，怕什么！”家里新配置的空調和電腦也時刻提醒他要緊跟時代步伐。
盡管人們仍然普遍希望養育兩個孩子，但是選擇只生一個孩子的已婚夫婦已經越來越多。目前，翼城約有八分之一的已婚育齡婦女家庭主動放棄生育第二個孩子，而雙女絕育戶達到雙女戶總數的80%以上。
2000年，翼城縣的總人口是30.023萬，實現了試點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總量控制在30萬人左右的目標。同時，占山西省人口總數的比例也從1985年的1%降低到2000年的0.93%。
2000年以來，翼城縣的人口出生率連續低于10‰，接近零增長。
翼城經驗顯然對決策層有所觸動。1986年12月，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議討論了翼城試點的作用和意義。1987年9月，時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的王偉考察翼城試點工作，并在該縣主持召開了全國試點工作經驗交流會議。梁中堂建議，在山西全省有步驟地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生育的辦法，但是因為當時省委領導的看法不一致，翼城縣的經驗沒有得到推廣。
全國人口形勢在計劃生育20多年后也發生了變化。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證實，中國的生育率只有1.33，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有專家預測，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有1／3在60歲以上，80歲以上的有上億，不到兩個勞動力就要撫養一個老人。
新的人口形勢下，山西省人口計生委近日規定，從2009年6月1日起，符合規定生育二胎的夫妻，將不再受“女方必須滿28周歲”的年齡限制。全國30個實施“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地方省份中，也累計有10個地方取消了合法生育二胎需要等3年或等4年的時間限制。
翼城縣計生局局長韓家芳目前最擔心的是，在其他地方相繼取消生育間隔的情況下，翼城縣的“晚婚”和“間隔”的要求將如何貫徹實施：“這個給基層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比如，24歲生育了第一胎到28歲才能生第二胎的這些育齡婦女，我們要重點管理，這就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翼城試點帶來的經驗能否帶動其他地方走得更遠些？梁中堂說：“不如讓人們自由決定婚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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