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經濟金融形勢分析與預測
2008年中國經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當前的經濟困境讓更加深刻地去思考，為什么中國宏觀經濟在2007年出現拐點，并在2008年開始急劇轉差，是中國自身的周期性調整、結構性調整和外部全球經濟危機沖擊的三重疊加影響，加大了經濟向下調整的深度，但是內部結構性調整和周期性調整是根本原因。
事實上，2003-2007年我國企業的高產能擴張問題已經演化為中國經濟運行潛在的最大風險之一。在2003-2007年全球經濟擴張時期，西方國家主要經濟體總體呈現供給不足狀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消化了新興市場的大量產能。中國總需求與總供給所存在的結構聯動性和結構剛性將使中國宏觀經濟下滑幅度超過一般預期水平。目前內需無法提振顯然不是政策問題，而是中國經濟結構存在著重大的缺陷和失衡，特別是城鄉、工農發展的失調。那么，城鄉二元結構怎樣才能被打破？如何建立均衡增長的良性互動機制？農村經濟模式如何轉型？農民工返鄉后該何去何從等重要而緊迫的問題。中國新一輪的農村改革又延續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依靠要素解放來實現經濟增長。那么農村最大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土地。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中國戰略部署再從農村發力，吹響深水區改革攻堅戰的號角，圍繞“一條主線（允許約7.5億農民按照自愿有償原則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三個機制（一是土地產權機制的確定，二是土地集中機制的培育，三是規模經營機制安排）”展開。從這個層面講，土地問題是關乎發展成敗的關鍵所在。新的土地革命不僅意在抗御全球金融風暴侵襲，更意在破解中國自身的“經濟謎局”。 新一輪土地改革，將進一步釋放土地和勞動力潛能，通過要素流動與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內部支撐和長久動力。
（一）尋求內需轉換拐點
經濟運行的兩級就是生產和消費，現在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世界經濟需要重新走向平衡，而中國在全球范圍內替代美國消費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世界經濟再平衡的過程。因此動力引擎由外向內的轉換將大大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中國最大的內需在哪里？在農村，因此內需轉換關鍵在于刺激農村經濟的增長。可見，如何著力改變7.3億農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對于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向內需轉變至關重要。
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農村人均純收入基尼系數約為0.37。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從農村居民的收入構成看，這種差距猶為明顯。統計數據顯示，無論從總量還是比重，財產性收入還遠未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2000-2007年，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呈逐年上升的趨勢，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比2000年增長了90%，說明農村家庭財產性收入增長潛力巨大。但從絕對額看，2007年農村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僅為100.50元，占總收入的比重為2%。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仍是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村居民的收入還主要來源耕作和打工收入，財產性收入還遠未發揮主要收入來源的作用。
表1 2001-2007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收入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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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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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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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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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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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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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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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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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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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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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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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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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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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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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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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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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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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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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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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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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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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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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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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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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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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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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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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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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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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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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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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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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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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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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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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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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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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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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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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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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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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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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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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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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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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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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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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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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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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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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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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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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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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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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
1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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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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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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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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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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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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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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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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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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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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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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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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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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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
|
69.4
|
68.3
|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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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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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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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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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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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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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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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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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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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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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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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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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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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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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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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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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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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數據整理
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是利益（財富）分配的問題經濟發展史表明，利益（財富）財富的分配模式，在經濟增長的初始階段就已經決定了。隨著增量財富的擴張，分配模式對經濟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一旦增量財富超過一定規模，再來調整社會存量財富的分配，代價就會極其巨大。南美國家的發展表明，缺乏公平財富分配的增長，早晚會產生足夠大的阻力，使經濟發展陷入長期停滯的泥淖。今天許多發達國家競爭力的喪失，甚至也可以追溯到原始資本積累時，初次分配沒有選擇正確的路徑。這些國家不得不在二次分配中，通過“高稅收加高福利”等低效率的辦法，校正以前的錯誤。因此，前者只關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而后者則更關心總收入與總分配的平衡。社會總財富的最大化，只是為實現全體居民福利最大化所需要的二階目標函數。必須在生產要素的初次分配中，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中央曾經提出2020年農村發展目標，農民人均收入要比2008年翻番，絕對貧困要基本消除。農民增收的來源要發生改變，關鍵是有財產性收入。新一輪土改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通過土地流轉，抵押、入股、融資，增加農村財產性收入，將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農民群體打開 “財產性收入”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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