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到2020年將要翻一番；農民將成為股東；農村宅基地將換得城市住房；城鄉一體化將大力推進……”這就是2008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的出臺，給廣大農民帶來的喜訊。其中土地流轉制度備受關注。為此，《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主任龔六堂教授。
拉動內需的“根本動力”在農民
《中國經濟周刊》：十七屆三中全會啟動了農村新一輪改革，其《決定》中關于土地流轉的新政策，有何現實意義？
龔六堂：改革開放30年，從農村起步，現在又回到了農村，這正是中國作為農業大國的必然發展之路。應該說，當年安徽小崗村農民起步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為中國農業的發展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但歷經30年的發展，中國農民收入沒有得到持續增長，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如果說這是當前農村發展的困局的話，破解關鍵就在于發展農村產業化，而土地流轉正是實現農村產業化的制度保證。
前不久，我們到河南漯河市、廣東徐聞縣、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遼寧寬甸滿族自治縣等地調研發現，當地農業和林業改革早就開始，而且都是農民的自發行為。
要實現農業產業化，大片土地從何而來？只有將原來分給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這就出現一個問題：農民對土地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農民把土地集中起來缺乏法律政策根據。現有法律法規在這個問題上是空白，而《決定》的出臺恰恰彌補了這個空白，旗幟鮮明地指出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流轉。
《決定》規定了“加強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和服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p>
《中國經濟周刊》：我們怎樣理解農業產業化是大勢所趨？當前農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如何？
龔六堂：從全球農業發展來說，我國農產品生產能力已居世界首位，成為世界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然而與發達國家現代化農業相比，我國農業競爭力水平很低。就拿每個農民能夠養活的人口數來說：一個中國農民僅能養活5人，而一個英國農民則能養活106人，一個美國農民則能養活73人。而中國加入WTO后，根據《農業協議》做出了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的承諾，我國農業面臨的挑戰極為嚴峻。
從當前全球經濟來說，金融海嘯從金融層面上傳導到中國的影響并不多，但卻使得歐美市場受到很大打擊，消費受到抑制。因此，中國的出口受到很大影響，這就要求中國經濟要從外向型轉為內向型。
而國家多年來出臺了多項措施，但效果都不很明顯。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8億農民的收入沒有提高。而科學發展觀落實到三農問題就是農民增收，這才是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只有農民收入的持續提高，才能拉動廣大農村市場的需求，因為農民是國內消費市場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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