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較大的通脹壓力
記者：正如前面您所推算，國內外因素所導致的中國未來20年內的長期年通脹水平會較高。那么，未來3～5年，我們將面臨怎樣的通脹壓力？
王建：未來3～5年，通脹壓力較大，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以上所講的四個因素在新世紀以來都在趨于加強，但為什么近一兩年才開始嚴重起來，我認為導致前些年通脹不太嚴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體制改革所釋放的城市經濟效率對物價上漲構成強有力的“對沖”。但是效率的釋放總有盡頭，勞動者的工資也不能長期不提升，去年以來工業下游產品也出現了隨同上游產品價格上漲的趨勢，表現為加工產業的PPI與平均PPI的差距在逐漸縮小，到今年2月份已經相當于總體PPI水平的62%，可能就預示著改革效率已經基本釋放完了，因此，接下來通脹形勢，可能就是上下游產品同時上漲了。
第二個因素是目前美國的金融次貸危機正在演變成一場空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隨著發達國家金融市場泡沫的破滅，會有更多的資金沖入期貨市場，從而導致期貨市場價格水平的顯著上揚。所以，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危機越嚴重，期貨市場的價格水平反而會上沖得越劇烈，這就會導致未來三年甚至五年內，中國的輸入型通脹更明顯。
第三個因素是“十一五”期間是中國人口的一個出生高峰，特別是包括今年在內的今后三年，根據有關預測新增人口將超過5100萬人，年均超過1700萬人。所以，未來三年由于人口增長加快，對食品需求的壓力也會隨之上升，形成對消費物價上漲的新壓力。
因此，2010年前后，中國的通脹壓力可能是最為嚴峻的。
治理通脹的長期對策選擇
記者：既然導致中國目前通脹壓力趨于嚴重的主因是長期的，那么，我們應當采取什么樣的應對措施？
王建：治理通脹的政策必須著眼于長期。首先是必須立足于新全球化時代的新國際背景，和中國新發展階段的新國情，重新定義有害通脹率的標準。傳統經濟理論認為通脹率控制在3%左右對經濟增長最有利，但超過5%就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較大負面影響，但這是對傳統經濟增長過程而言的。在新全球化時代，許多長期有效的經濟規律都已發生了根本改變。新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經濟發展機遇，提升了中國的工業化速度，但同時也構成了從外部引發通脹的新的長期因素，因此，一定要把通脹壓制在3%以下才是健康發展的意識就得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如果既要享受新全球化的好處，又要把通脹率壓到3%以下，就是要魚與熊掌兼得。
第二，由于導致目前通脹的因素有許多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因素，用傳統的辦法應對效果不明顯。例如在傳統宏觀經濟理論中，對付通脹的主要宏觀工具是提升利率，但是對國內而言，加息既不能增加土地供給，也不能抑制人口增長；對國際而言，加息也不能增加世界資源的供給，不能抑制國外金融市場的資本向期貨進軍，反而會引來更多國際熱錢，導致更大的貨幣投放。
特別是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打擊下，經濟正在趨于衰退，對中國這樣的高度依賴外需的國家來說，是抑制經濟增長的重大因素。在這個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刺激措施，保住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要過分下降，不然可能就是通脹沒有壓下來，經濟增長卻因內外因素下來了，就可能因為政策操作問題而使中國經濟陷入“滯脹”。
抑制通脹也不能大量采用行政手段，因為通脹將會是一個長期現象，如果行政手段也隨之長期化，就會干擾市場信號，使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倒退。
第三，在四個長期通脹因素中，有三個是外部原因，因此，如果到了通脹率已經比較嚴重，并開始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負面影響的時候，政府還是有必要采取壓制通脹率繼續提升的措施，重點就是如何隔斷外部傳導通道。最好的方法應當是在進口環節采取減稅和財政補貼措施。
第四，反通脹的重點應從抑制平均物價上漲水平，轉移到重點保護中、低收入階層上面。相應地，宏觀調控工具的使用，也應從以利率政策為主轉向財政補貼政策為主。
如果通脹率在長期內維持較高水平，保持經濟增長和增加居民收入就是最好的反通脹措施，但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的背景下，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對通脹率承受能力更不同，動用國家財政資源壓低平均物價水平，表面上看是保護了全體居民，實際上在國家財政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對中低收入人口的有效保護就會降低。所以，應把重點放到對中低收入人口的保護方面。通過財政的轉移支付功能，對中低收入人口實行補貼和減稅，則需要國家財政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即從目前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收體制，向以所得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為主的體制靠近。
政府財政資源除了依賴經濟增長所增加的稅收，龐大的國有資產也是一筆巨額財富。據國資委數據，2006年末重點國有企業的資產高達16萬億元，如果能夠拿出1/10來在股市變現，已經夠政府5年左右的反通脹支出，但前提是政府必須為保持股市的持續穩定創造條件。(記者 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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