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做客嘉賓：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 王建
王建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國家“十一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1993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稱號。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青聯委員，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并被評選為“1988中國十大杰出青年”。
主要代表作有：《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1987年)，提出在沿海地區進一步擴大開放，發展大進大出的加工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的構想，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為黨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依據。
2007年，中國通貨膨脹壓力顯著上升，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4.8%，2008年3月CPI為8.3%，創造11年新高，4月又上漲為8.5%，5~7月，連續3個月CPI漲幅雖然有所下降，但依然面對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和成本上升等通貨膨脹壓力。
從2007年9月份開始，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已經連續10個月亮起了黃燈。與此同時，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預示著中國居民還將繼續面對新的消費價格上漲壓力。今年5月12日，作為中國重要糧食產地和頭號生豬養殖大省的四川省遭受了強烈地震破壞，更進一步給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
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加大，有食品價格上漲的因素，有流動性過剩因素，有工資成本上升的因素，也有國際市場資源價格上漲的因素。對導致此番通貨膨脹壓力的根本原因，目前存在不同分析。這些分析又將直接影響有關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帶著上述問題，記者采訪了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先生。
中國通脹壓力的主要因素
記者：從眼下的討論看，對中國目前通脹壓力上升的原因有不同看法。有觀點認為是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邊際效應優勢降低、勞動力成本上升加快；有人則認為是流動性過剩所致；有人把它歸咎于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普遍高漲。也有人認為是所有這些因素加大了中國通脹壓力。對此，您怎么看？
王建：導致中國通脹壓力的主要原因是長期因素，主要有四個：首先是國內因素，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自新世紀以來進入到拐點。人均耕地資源不足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改革開放以來直到新世紀前的20多年中，工業化與城市化也占用了大量耕地，但是土地的單產水平一直提升較快，所以能夠保持糧食總產量的不斷增長。但自1998年以來，單產增長率呈停滯狀態，但工業化與城市化占地卻仍持續，同時人口增長還遠未到高峰，人均收入增長也不斷提升人均食品消費水平，由此導致了食品供求缺口被拉開拉大。這是為什么目前的通脹，明顯具有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帶動的“結構型通脹”特征的原因。
目前中國的工業化還處在中間階段，完成工業化還需要二三十年，在這個過程中，耕地資源仍會呈現逐年減少趨勢，但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即在未來20多年，中國的人口還會繼續增長，人均收入水平也會繼續顯著提升，食品的供給因素是在減弱，而需求因素卻會不斷加強，這樣受食品需求帶動的物價上漲壓力在長期內就不是趨于緩和，而是趨于嚴重，通脹壓力也就會長期化。
后面三個因素是來自國際，并都與新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密切相關。第一是外部需求仍會不斷擴大，從而會持續拉升中國的總體需求，以及商品價格水平和生產要素價格水平。新全球化的最顯著特點，是發達國家物質產業因比較優勢在長期內喪失，而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且持續拉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新全球化進入新世紀以來出現了加快趨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在加速拉大，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物質產業的依賴在今后二三十年內還會繼續增強，這主要是因為在以前年份，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產業主體是消費品制造業，而這類產業在發達國家制造業中僅占1/3～1/4，在新全球化格局下，發達國家制造業的主體轉移時代遲早會到來，一旦這個過程被啟動，發達國家對主要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產品需求就會更強烈。這會對發展中國家的商品與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更大的拉動作用，從而形成由外部需求拉動的通脹和由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推動的“成本推動型”通脹，而這兩個原因推動的通脹，也是長期的。
第二，與新全球化格局密切相關，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成為了全球物質產品的生產和供應商，全球物質生產原料的消耗也越來越向主要發展中國家集中，同時由于新全球化催生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發展中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工業化動力，促使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速度與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速度加快，這些都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大宗產品消費規模不斷擴張。這種情況在走在發展中國家前列的中國特別明顯。
但是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基本還是在走發達國家的老路，仍然是建立在主要依靠傳統能源和原材料的基礎上。發展中國家的總人口有50億，主要發展中國家例如“金磚四國”有25億，以這樣的人口規模，傳統工業化道路就繼續不下去。例如按照發達國家的人均鋼鐵蓄積量計算，僅中國就需要消耗300億噸，而世界目前的鐵礦按金屬含量計算，僅剩下700億噸，石油、銅礦石等主要工業能源和原料，連中國都遠不能滿足，這樣就會形成國際初級產品供求不斷趨于緊張的格局。由于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消費總量與世界資源可供量之間存在明顯缺口，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越向前發展，國際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趨勢就會越明顯，而且這種初級產品價格上漲的壓力，會集中到幾個主要向世界市場提供物質產品的國家身上，特別是中國，由此形成長期的“輸入型通脹”趨勢。
第三，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了物質產業后，國內資本已經向“虛擬經濟”領域轉移，所以，新全球化格局在新世紀以來進入高潮，也促使發達國家衍生金融工具與產品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如果發達國家制造產業轉移的重頭戲如前面所分析的，是才剛剛開場，則不難預計發達國家衍生金融產品和市場的發展，還會繼續掀起更大的高潮。
新世紀以前，衍生金融產品市場還是主要集中在金融領域，新世紀以來則出現向物質產品領域蔓延的趨勢。例如傳統的期貨市場定價，主要依據是現貨市場的供求，即現貨價格決定期貨價格，但近幾年來卻形成了定價權向金融領域轉移的趨勢。由于發達國家金融市場吸納的國際資本有幾十萬億美元，而期貨市場僅有萬億美元的規模，從金融市場向期貨市場只要轉移一個資本的小頭，就會對各類期貨價格形成巨大的拉升力，這樣就形成了自新世紀以來國際期貨市場長期“多頭”的格局，導致了國際主要大宗產品期貨價格長期走高的趨勢，從而更加重了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長期輸入型通脹。
以上這四個因素都是長期因素，并且全部是逐步走強的趨勢，這就決定了在今后長期內，中國的物價水平會逐步走高。從目前到2030年中國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口要增加近2億，按東亞地區發達經濟體人均年糧食消費500公斤的標準計算，到2030年中國的糧食總需求量就是7.5億噸，如果未來20年中國的糧食總產出量只能達到5.5億噸，缺口就是2億噸，相差36%。近兩年中國谷物加食用植物油進口大約相當于全部國內谷物供給的15%，同期糧價年均上漲率在6.5%左右，則未來36%的糧食供給缺口就可能導致糧價的年均上漲率上升到15%。而糧價是食品價格的核心，如果糧價年均上漲率達到15%的水平，即便食品價格在CPI中的權重會下降，估計被糧價推動的CPI年均上漲率也不會低于3個百分點。
同時，由于直到目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距仍有20倍，要基本上拉平這個差距，以年均12%的速度計算也要25年，中國生產因素價格的上升，不會全部體現在中國國內的物價上漲，也會體現在人民幣匯率的提升，因此，若匯率的年均上升率與國內通脹率持平，國外因素也會對中國的物價上漲形成年均6%的推動力。如果是這樣，國內外因素所導致的中國在未來20年內的長期年通脹水平，就會在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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