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處于經濟轉型與周期性回調的雙因素疊加階段。本輪經濟轉型以節能減排為抓手，一方面促進經濟結構改善，另一方面也降低經濟潛在增長率。在本輪周期性波動中國際因素作用明顯，國際性“瓶頸”供給硬約束和出口需求的有限約束是本輪經濟回調的重要成因，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經濟轉型與周期性回調雙因素疊加帶來的一個結果就是本輪經濟調整的長度和幅度都將加大。為此，我們應當未雨綢繆，調整思路，預防經濟由緩跌轉向急跌。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宏觀政策動向課題組
中國經濟增長正處于逐步回調的態勢之中，關于這一點大家都沒有異議。各類先行指數，包括工業企業虧損額、重工業與輕工業增長速度之比、采購經理人指數、港口吞吐量和新開工項目計劃投資總額等，也都毫無例外地表明這一點。但是，什么因素導致了經濟的回調？未來的經濟是繼續處于我們所需要的緩跌狀態，還是會出現我們所不希望看到的急跌情況？經濟調整的時間是長還是短？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經濟轉型與周期性波動“雙因素”疊加導致我國經濟回調
經濟轉型經常被視為經濟周期性波動的一個成因。但是，如果就某一時期特定的政策導向型經濟轉型而言，則最好是把它與經濟周期性波動分開考慮。這樣做的理由在于：一是此時的經濟轉型基本上是外生的，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方向和作用時間基本上不受經濟運行的影響；二是此時的經濟轉型對經濟運行的影響明顯而獨特，客觀上需要拿出來單獨分析；三是在經歷一段時期之后，特定的政策導向型經濟轉型就自動消失了，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還將一如既往地持續下去。
經濟轉型帶來經濟增速的相應減緩。中國經濟的新一輪轉型始于“十一五”規劃的制訂與實施。其目的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緩解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的矛盾、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經濟轉型對經濟的影響同時體現在經濟總量增長放慢和經濟結構出現調整等兩個方面。
首先，經濟轉型會直接帶來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一是降低潛在經濟增長率。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一國（或地區）經濟所生產的最大產品和勞務總量的增長率，或者說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這里講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資源和生態資源。為了實現經濟的轉型，自然資源和生態資源配置的門檻被提高，可以利用來促進經濟增長的要素質量更高，數量則會減少，潛在經濟增長率隨之降低。二是價格因素和管理體制的變化必然導致現實經濟增長的下降。能源、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的逐步改革和對環境保護的強化管理，必然增加企業經營成本，降低利潤率，減弱投資積極性。為了部分對沖上升的成本，企業往往提高產品售價，從而會降低國際市場競爭力，減少產品出口。在消費領域，當前我國的兩個熱點恰巧又是兩個高能耗的行業——汽車與房地產。汽車是高能耗產品，自然是不言而喻。至于房地產也是高能耗的領域，卻并不是每個人都很清楚。實際上，我國城市住房的能耗占全國總能耗的比重高達37%。而且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城市住宅的能耗平均高出3.5倍。在這種情況下，提高能源價格對汽車和房地產的消費必然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
其次，經濟轉型集中表現為產業結構的轉型，短期內間接導致經濟增長減速。近幾年來，政府通過各類手段，促使產業結構升級，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緩解環境保護的壓力：一方面加快“二高一資”(高污染、高耗能、資源性)產業的結構調整，鼓勵和支持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紡織、造紙等行業的企業兼并重組，依法淘汰水泥、電解鋁、鐵合金、焦炭、電石等行業落后生產能力。廣泛應用先進信息技術對傳統產業，特別是對鋼鐵、建材、煤炭、電力、石油化工、建筑等行業進行技術改造；另一方面，鼓勵知識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這些產業涵蓋生物醫藥、集成電路、新一代移動通信、下一代互聯網、信息安全等領域，并從財稅、信貸、土地和價格等方面進一步完善促進服務業發展政策體系，鼓勵社會資金投入服務業，大力提高服務業在GDP中所占比例。由于目前支持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比如建材、鋼鐵、化工、汽車、房地產、機械等都屬于需要調整的范圍，許多中小企業都將不得不從行業中退出，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負面影響顯而易見。與此同時，受扶植政策不到位、市場培育滯后、相關機制處于磨合期、技術開發存在瓶頸等因素影響，新的產業成長將較為緩慢，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無法對沖前者帶來的負面影響，短期內經濟增長率必然隨之下降。
國際因素在我國新一輪經濟周期波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國民經濟走出調整階段在較大程度上依賴于國際環境的好轉。最新一輪經濟周期（按“谷-谷”法劃分）起始于2000年，是我國加入WTO之后的第一輪周期，與歷史上其他周期相比，它帶有更為鮮明的“國際色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國際需求拉長了國內經濟景氣上升期。我國新一輪經濟景氣快速上升起始2002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速正式擺脫了長達6個季度的“七上八下”的區間束縛，上升至8%。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經濟的增長是以一種明顯失衡的方式在進行——由于投資增速過快，大量行業產能過剩或者即將過剩。面對這一情況，中央迅速展開了新的一輪宏觀調控，但是受各種因素影響，調控效果并不明顯。于是，有專家斷言，最遲2006年中國將陷入嚴重的“生產過剩危機”。然而，現實情況是直到2006年中國經濟失衡情況也沒有明顯改善，直到2007年中國經濟還在加速增長。其中的一個奧秘就是：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推動下，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利因素，世界經濟隨后也出現了明顯的回升，快速增長的國際需求消化了國內的“過剩”產能，延長了中國經濟景氣上升期。以鋼鐵為例，2006年全世界鋼鐵需求增長了9%，但是剔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國家鋼鐵產量還下降了大約一成。換句話說，中國的產能不僅滿足了全世界的新增長需求，而且還替代了其他國家的一些已有產能。
其次，國際“瓶頸”供給硬約束和出口需求的有限約束是本輪經濟回調的重要成因。影響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因素很多：有內部因素，有外部因素；有市場因素，有政策體制因素；有經濟因素，有非經濟因素。但是，最終這些因素都將通過對供給端或需求端的沖擊體現出來。次貸危機后，國際需求減弱成為這一輪經濟回調的最大沖擊。
出口需求的變化對經濟增長起到明顯下拉作用。前幾年國際經濟景氣的上升是國內經濟景氣上升期被延長的一個重要成因。反過來看，當國際景氣上拉作用消失之后，甚至變成了下拉作用，情況就可能發生逆轉。世界經濟受美國次貸危機和高通脹的影響，已經先于國內經濟進入了調整期，反映到我國出口方面就是增長速度放慢，從而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下拉作用。
國際“瓶頸”供給硬約束成為本輪經濟回調的最重要因素。物價高漲是經濟景氣上升的滯后信號，同時又是經濟衰退的先期預兆。我國物價水平的新一輪高漲起始于2007年下半年。當年7月份消費物價指數（CPI）增幅由上月的4.4%攀升至5.6%，突破了此前公認可以承受的5%的上限，創下近十年的新高。其后一路上揚，今年2-4月物價漲幅甚至連續三個月超過了8%，上半年累計也高達7.9%。在經濟周期轉折點上，物價高漲的背后從來就是“瓶頸”供給硬約束。只不過，過去物價高漲是國內的物價高漲，體現的是國內“瓶頸”供給硬約束，現在是國際的物價高漲和“瓶頸”供給硬約束。近幾年來，國際上糧荒、油荒、礦石等原材料荒”并舉，資源價格成倍上漲，引發了國內電荒、油荒、煤荒等傳統“三荒”，并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直接導致了國內經濟的景氣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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