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江浙的外貿型企業，目前的狀況用‘惡化’一詞來形容一點也不夸張。”在杭州臨平經濟開發區一家現代時尚的皮具生產廠的廠房里，老板劉琦說。盡管日子還不錯，但企業利潤正在同時受到上下游兩條戰線的擠壓：上游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飛漲，下游是匯率快速提高和次貸危機下國外訂單的萎縮。
劉琦的皮具公司已將產品價格提高了3次，每次10%，并依靠又有外貿渠道又有生產企業的優勢，才能覆蓋成本、維持利潤，而同行業內無提價能力的企業只能停產或慘淡經營。“以前這個時間，是我們皮具企業的銷售旺季，但現在很多同行都說，訂單遠遠不夠，今年下半年，行業洗牌將更加慘烈。”
遭遇“壞因素”疊加
劉琦介紹，在中小制造型企業密集的臨平一帶，除了皮具行業不景氣外，服裝、制鞋等行業的停產企業也有三百多家。就在公司的隔壁，兩家制造類企業剛剛停產，“其中一家是兩個老夫妻開的，是做包袋的純生產型工廠，上百人的規模吧。”
劉琦的好友，在杭州和金華共擁有一家進出口公司、一家皮革公司和兩家服飾公司的王軍(化名)，旗下企業的遭遇也與他差不多。
王軍介紹，由于中小皮衣加工制造企業倒掉的太多，倒是給他這個有一定規模的企業以機會：更多的訂單。不過，原材料的猛漲，還是讓王軍很頭疼：“豬皮現在一百多元一張，前兩年不過四十多元；去年一年，皮料就暴漲了40%，在當時的廣交會上，大多數企業都沒有賺錢，不過是虧多虧少的問題，幸好我們上年囤積了一批皮料，才度過危機。”王軍說，原料成本占皮衣成本的70%-90%。
在長三角，王軍和劉琦所遭遇的“寒冬”并非特例，溫州中小企業的困境同樣普遍。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表示，這里有20%左右的制造型企業，已經停產或半停產。溫州煙具協會介紹，去年，有部分打火機企業關門停業。
溫州眼鏡生產行業，則陷入無利可圖、勉強維持的境地。當地企業人士告訴記者，太陽鏡今年一季度出口平均單價每副僅為0.7713美元。
在這些杭州、溫州企業的感性體驗背后，央行溫州中心支行的統計數據則仔細分析了企業利潤削弱的原因所在。
原因之一來自銷售領域：次貸危機導致外部需求減弱。今年前兩個月，溫州出口美國和歐盟僅增長4.1%和5.7%，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了60%和66%。同時，人民幣升值又使出口企業的利潤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原因之二則來自成本領域：包括油價、貴金屬以及各類工業原料的快速連續上漲，造成企業生產不堪重負。如打火機使用的白金價格從去年至今已上漲了40%-50%，鞋類生產中所使用的鞋底、膠水、革制品價格也連續上漲，新勞動法則大幅提升了勞動密集型行業成本10%以上。
浙商出路樣本
日子不是一天就變壞的。在近兩年不斷惡化的生存環境中，很多企業早早開始準備“過冬”。正是針對從原料到匯率等一系列瓶頸提前作出了預判，它們在“冬天”也能過得比較平穩。這些企業的經驗或可成為許多面對銷售困局和成本危機的企業的樣本。
信奉“成本為王”的王軍說，“我們去年開始到處找便宜的皮料”，由于皮衣成本的80%左右是原材料，因此，從去年開始，王軍的手下已經不滿足于到四川、河北、河南、浙江等地收皮料。他們甚至遠赴印度、巴基斯坦、韓國等地進口相對便宜的皮料，甚至考慮從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地進口生皮，“總體來看，進口的方式比國內便宜了10%-20%”。而且進口皮料以美元結算。“如果做得好，還可以從人民幣升值上賺到錢。”王軍說。
除原料之外，勞動力成本降低的途徑，在企業看來，就是工廠的搬遷或轉移。今年7月，王軍將在俄羅斯開設分廠，看中的是那里的原材料和人工都便宜。
在杭州、溫州等地，很多企業將廠房搬遷到了低價和人工更便宜的開發區，甚至有搬遷到中西部的打算。
除了降低上游成本外，很多經營尚可的廠商的普遍做法是提價。
在應對匯率壓力上，王軍改進了結算方式,目前大多采用TT(電匯)結算方式，今年也用信用證和DP(付款交單)結算，比較少用DA(承兌交單)了。與國際貿易上常用的付款方式如LC(信用證)、TT、DP、DA等相比，TT更安全，因為對方要付一筆定金。在結算貨幣上，劉琦則改變以往都用美元結算的方法，今年采用歐元的方式結算，這種結算方式深為同行羨慕，王軍評論說：“大家都說他‘賺到了’，人民幣加速升值對他來說影響不大了。”
除了在上下游做文章，產品創新成為有研發實力的企業的選擇。擁有全球80%打火機市場份額的溫州大虎打火機公司總經理助理周小虎告訴記者，公司靠研發新品種，吸引了墨西哥、哥倫比亞等新興國家的客戶。
原來，針對這些國家海拔比較高的特點，大虎公司專門研發了一款高原打火機，成功實現了高原防風打火；僅去年下半年，這款價格較普通打火機翻番的高原打火機就出口了兩百多萬只。“現在高檔產品在總銷量中的占比開始達到20%-30%了，未來附加值高的產品占比要更高”。
王軍的研發，則放在新款式開拓和皮革產品替代上，前者帶來更高的出口價格，后者則帶來原料的節省。
泰普森休閑用品公司副總經理賴曉烜告訴記者，身處制造業“嚴冬”，除了上下游節省之外，“從長遠來看，我們最終必須占領‘微笑曲線’的兩端——品牌和銷售。”泰普森公司目前已經在美國建立銷售公司，推出自己的品牌。這樣做優勢很大，因為海外中間商往往可以拿到20%-30%的利潤，自己銷售就可將這部分中間附加值收入囊中。
銷售渠道的另一個鋪陳，就是將正在萎縮的海外市場用國內市場的增量來替代。賴曉烜表示，休閑用品本身是需求彈性很大的產品，在次貸危機發生后，經濟下滑導致需求減少，由于公司漁具系列產品在歐美部分國家已經占到90%以上的市場，因此受到的影響是明顯的。而國內的休閑市場則是方興未艾，潛力很大，“現在企業所缺的，就是國內市場才剛剛展開，一旦銷售渠道鋪設成功，則會擁有一個巨大的利潤源”。在賴曉烜看來，制造業的將來，會遭遇“利潤越來越薄、工廠越搬越遠”，因此公司一定要走到以銷售和服務為主的模式上去。
王軍也很看好內銷市場，他現在的產品100%是外銷產品，其風險正在日益加大，因此他已經請了設計團隊和銷售團隊來專做國內市場。而越來越多的企業也將眼光放在了國內市場上。
突圍方向何在
目前，長三角愈演愈烈的制造業企業利潤攤薄乃至停業的現象，讓業內重新思考是否要尋找新的落腳點。轉移到新區域是一個方向，而尋找新的比較優勢、提升服務和品牌營銷則是另外的擺脫困境的升級方向。
周德文介紹，在溫州，土地的價格也已經開始困擾當地制造業。
他介紹，溫州工業用地的起拍價現在就已經達到230萬元/畝，成交價格甚至出現了400萬元/畝。“如此高的地價，即使企業拍到了，又能生產什么產品、拿出多高的利潤率來償付呢？”
從制造業來看，杭州、溫州等地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等要素稟賦相對優勢已經喪失，但這些地區一直以來具有市場機制的靈活和企業經營的效率優勢，甚至最優的企業家人力資本，這一部分完全可以在其他區域復制和發揮作用。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從1987年第一家臺灣IT制造企業落戶東莞開始，土地、勞動力等資源的低成本，是東莞當年吸引外資制造業的優勢條件之一，但隨著當地企業的增多、經濟水平的提高，逐漸導致資源成本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IT制造業開始向其他地區轉移。十多年后，位于長三角的昆山，在不過92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1621家臺資企業，占全國臺資企業總數的十分之一。這些企業中，約有三分之一是IT企業，產品幾乎涵蓋了生產計算機和數字產品所需的所有配件。東莞連續7年全國大中城市出口第三的頭銜在2003年上半年被蘇州奪走，利用外資的增速比全國慢了10個百分點。
實際上，正是由于地價等成本的上漲，2002年，泰普森公司從杭州市區搬到了德清，工廠占地面積十分龐大。賴曉烜介紹，此前，戶外休閑用品的生產，經歷了從臺灣到珠三角、再到長三角的產業轉移路線。下一步，很可能這個產業乃至更多的制造業，遷往中西部或者越南等生產要素價格更低的地方。
但在賴曉烜看來，廠房搬遷也是一條“不歸路”。因為只要是辦工廠，就意味著永遠要對生產資料價格保持敏感，永遠處于利潤最薄弱風險最大的環節，“我們最終要發展為‘大經營、小生產’的企業——控制生產規模，整合市場資源，最終控制渠道鋪設，完成品牌建設”。
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鋒認為，印度硅谷班加羅爾的IT服務外包模式值得關注。印度不一定具備制造業的全面優勢，但在服務外包領域做到了極致，很多國際500強的企業把自己的后臺服務系統，包括呼叫中心都放在了印度。印度目前已形成年銷售收入300億美元、其中出口230億美元的服務外包產業，承接全球65%的軟件外包市場業務和46%的其他服務外包市場業務，成為全球最大的提供服務外包的國家。人們往往把歐美稱作“世界董事會”、中國稱作“世界工廠”，而印度則被稱為“世界辦公室”。在浙江制造業比較優勢弱化的情況下，尋找其他方面的優勢將是必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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