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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GDP各需求因素貢獻率走勢圖

    彭興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研究室主任，主要從事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金融改革與金融發展方面的研究。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瞄準總量還是瞄準結構

    主持人：前些日子，由你們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與長江證券聯合組成的研究小組發布了一組最新研究報告，對宏觀調控中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問題，進行了多角度分析。我注意到，其中一個報告講經濟結構與財政和貨幣政策協調問題。這好像牽涉到三個難點，一是經濟結構，二是財政政策，三是貨幣政策，這三者是什么關系呢？作為報告撰稿人，能不能介紹一下你們的看法？

    彭興韻：是的，你說得沒錯。這確實是宏觀調控中三個有聯動關系的難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表現出一些新的階段性特征。一方面，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另一方面，十七大提出要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需要綜合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宏觀調控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金融研究所與長江證券組成了聯合課題組，著手對經濟結構調整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進行了專門研究。

    這里，介紹一些我們的看法。

    首先，為什么要討論財政和貨幣政策與經濟結構的關系問題呢？先講一個情況，近年來，我們國家在總量調控中采取了多種多樣措施，但效果總不很理想，為什么？根源就在我們的經濟結構不合理。

    經濟結構出了問題，不僅會影響經濟增長質量，還會影響總量平衡；不僅會加劇社會生產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還會加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中的社會矛盾。現在，我們提出國民經濟要保持又快又好地發展，其前提就是要有合理、健全的經濟結構。

    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首先要尊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然后政府采取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來促進經濟結構調整。這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政府調控經濟的最重要的兩大杠桿，它們不僅是促進總供給與總需求基本平衡的工具，而且也能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重要作用。

    當然，國家的產業政策也能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發揮重要作用。但產業政策部分地是要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的。因此，可以說，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中具有不能相互替代的作用。

    財政與貨幣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如何協調

    主持人：在經濟結構調整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協調？又應遵循哪些基本原則呢？

    彭興韻：從我們的研究看，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應遵從以下幾個原則。

    首先，實現總量平衡與結構調整相結合，使經濟又快又好發展，并在推進結構調整方面有更大的作為。由于我國經濟在微觀層面上仍有較強的行政色彩，特別是地方行政直接干預依然制約整個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就必須主動承擔結構調整的任務。由于財政政策可以利用政策傾斜直接影響市場結構和資源配置，對經濟結構調整有直接的作用，因此可被用作長期結構調整優化的工具。

    第二，實行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結合，實現短期均衡目標和長期均衡目標相統一。經濟結構調整包括總需求結構調整和總供給結構調整兩個方面。新時期宏觀經濟的發展目標，要求政府的政策操作既要注意運用需求管理調控短期需求的形成和變化，調節總供求關系中的短期趨勢，又要注意運用供給管理來調節長期供給的形成和變化，不斷提高總供求均衡點。

    第三，兼顧公平與效率，協調財政貨幣政策的職能與定位。在新時期下，只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在優化資源配置、確保效率的前提下，通過調節收入差別，保證收入分配的適度公平，才能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

    貨幣政策對信貸結構與利率等的調節能大體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引導資金流向效益好的領域，促進生產率的提高。而財政政策則要偏重于公平分配，要逐步弱化財政政策經濟加熱器或冷卻器的功能，而逐漸向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社會公平和補償機制的公共職能轉變。

    財政政策有責任建立起調節經濟利益差別，防止差別懸殊的收入分配機制，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手段，限制收入分配的過分集中和增長過快，適當縮小個人之間、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防止兩極分化，保障社會穩定。

    當然，貨幣政策偏重效率、財政政策偏重公平并不是絕對和孤立的，只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達到最優的公平效率組合。

    中國經濟結構目前存在六大失衡

    主持人：回到問題的起點。你們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狀況怎么看？

    彭興韻：是的，要分析經濟結構調整中的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我們就必須首先弄清中國經濟結構的特征，才能找到問題的癥結。

    實際上，經濟結構的調整是多方位的，并不局限于人們常說的產業結構。擇其要者，我們從以下六個方面來歸納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結構的特征。

    第一，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偏弱、投資和凈出口需求偏高。大家知道，總需求的各個構成部分對GDP增長的貢獻是不同的。研究顯示，居民消費、政府支出和投資分別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分別帶動GDP增長1.05、0.51和0.44個百分點，而凈出口的增長率對中國長期GDP的影響不顯著。

    由此可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是最有效的。但是，近年來我國最終消費率卻在不斷下降，經濟增長主要靠高積累、高投資和高出口來支撐。這種增長模式加劇了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消費與積累之間的矛盾，也損害了經濟增長的福利效應。

    第二，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所得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的比重大幅下降，政府所得的占比大幅上升。統計顯示，自1997年之后，我國居民部門所得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的比重逐步下降，2004年下降到了57.83%；相反，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占比分別上升到了2004年的21.79%和20.38%。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這種轉變，導致了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在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和中國總國民儲蓄率的大幅上升。國內儲蓄的大量增長正是導致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和流動性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

    第三，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有了較大幅度地下降，第三產業所占比重有了明顯地上升，但是重化工業現象越來越突出。1980年時，我國第一、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分別為30.2%、48.2%和21.6%；而到2006年這一比重分別為11.7%、48.9%和39.4%。

    雖然，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相對于發達國家和有些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第三產業占比仍然偏低。第三產業不夠發達，不僅減少了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而且，大量勞動力聚集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使得中國形成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供給，這也反映了我國勞動力結構的演進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演進的非對稱性發展，表明我國產業結構仍具有明顯的二元結構特征。

    另外，雖然第二產業在我國GDP中所占的比重沒有明顯地上升，但重化工業現象越來越突出，這使得我國能源消耗較大，也就是說，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仍然過大。

    第四，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特征依然十分明顯，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提到城鄉二元結構，我們首先會想到城鄉的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鎮居民收入和農村居民收入都有了一定的增長，但增長速度存在差異。總的說來，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的變化過程，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之比為2.52，1983年就下降到了1.82，但隨著城鎮企業制度、工資等改革的深入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鄉人均純收入之比又逐年上升，2006年達到3.28。由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明顯，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也存在很大的差異。從恩格爾系數分析，2005年，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45.5%，相當于城鎮居民在1997年至1998年的水平，這部分表明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在7到8年左右；城鎮居民2006年的恩格爾系數為35%。從城鄉分布的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看，在城市以國有經濟為主，在農村以鄉鎮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為主。在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階段，雖然國家鼓勵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共同競爭發展，但實際上國有企業在制度、政策等方面仍享有不小的優勢。這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非國有企業效益的“非競爭性流失”，同時也使得在農村地區的企業投資意愿不高，影響農村企業人員的收入水平。

    第五，中國的區域經濟結構形成了東部沿海較發達、中部地區處于工業化早期、西部地區總體還較落后的梯度格局。2006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7589元，中部地區為11345元，西部地區為10051元，東北地區為18284元，東部是中部的2.43倍，是西部的2.75倍，是東北地區的1.51倍。而2000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2315元，中部地區為5508元，西部地區為4575元，東北部地區為9183元，東部是中部的2.24倍，是西部的2.69倍，是東北的1.34倍。可以看出，東部與其他各部的差距在這幾年中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拉大了。

    區域之間生產力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城市化率的高低。2005年，東部地區城市化率為55.8%，中部地區為36.5%，西部地區為34.6%，東北地區為52.2%，最高者比最低者要高出21.2個百分點。

    從投資結構看，東部地區國家投資比重小，自籌資金能力相對較強，可利用的資金較多，中西部等區域的投資主要依靠國家預算內投資，自籌資金、可利用外資和其他資金不足，未形成良性的投資基金運行機制。

    第六，中國經濟結構對外貿的依存度過高，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于外資企業。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與國際經濟的聯系日益加強，其中的顯著特征是進出口額日益擴大。中國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990年的29.6%，上升到2006年的66.85%，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這個比重上升的速度明顯加快。

    在進出口總量迅速增長的同時，貿易順差持續擴大。到2006年，中國的貿易順差總額達到了1774億美元，2007年1-11月份的貿易順差額進一步上升到2381億美元。我們從對貿易的所有制結構進一步分析時發現，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是中國長期通過土地、稅收等優惠吸引外資的結果。在2007年1-11月，由外資企業帶來的順差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51.32%，可見中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自于外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