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對外投資總額大幅增長的同時，日本對華投資在2006年卻比上年明顯減少。這一增一減究竟出于什么原因？筆者同意“存在著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的復雜原因”的說法，同時筆者認為，我們還應分析一下日本企業的心理。
在政治方面，雖然近兩年中日政治關系趨向改善，兩國領導人達成了建立“戰略互惠關系”的共識，但不能低估過去幾年中日政治關系乃至國民相互感情遭到破壞和損傷的程度之深、危害之大，至今兩國政治關系依然“脆弱”。為使兩國關系和國民之間的感情真正得到修復，尚需作出很大努力。
日本對華投資減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近幾年來中日“政冷”的后遺癥所致。對于經濟界來說，由于多年“政冷”使日本企業感到“心寒”。日本政府有關部門和某些學者、媒體夸大在中國投資的政治風險，有些人則鼓吹應采取所謂“中國＋1”的分散風險策略，就是將一部分直接投資轉移到越南、印度等基本上不存在“政治關系風險”的國家或地區去。盡管金柏松等專家一再強調“中國是最安全的投資地點”，不贊同“在華投資有風險”的說法，但日本經濟界對于兩國領導人建立“戰略互惠關系”的積極表態仍然感到心里沒底，認為還有待落實到行動上來。他們還注意到兩國之間的一些主要爭執并未解決，甚至擔心中日政治關系說不定在什么時候又會變壞。
在經濟方面，日本經濟界有些人士認為，在主要制造業領域的對華直接投資已接近飽和。這也是日本制造業對華投資減少的原因之一。為此，日本企業的對華投資正在轉向金融、商業流通及其他服務行業。與此同時，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力等成本、費用上漲，日本企業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投資對象國。至于某些高端技術或基礎性制造技術(如精密模具等)行業，需要雇用能夠長年潛心鉆研技術的技能勞動者，而中國雖然勞動力豐富，卻缺少有“長性”、有敬業精神的技能勞動者；加上日本企業防止核心技術外流、保持本國制造業技術競爭力優勢的考慮，致使近年來不少日本高技術企業將一部分需要高素質、高水平的技術勞動者的生產據點“遷回”國內。
近來，日本一些經濟專家散布中國經濟存在“泡沫成分”，甚至預言中國“泡沫經濟”將在2008年奧運會或2010年世博會前后趨于“崩潰”。雖然中國經濟與國情同上世紀80年代后期泡沫經濟時期的日本經濟與國情有很大不同，中國經濟專家也一再指出，中國經濟不至于在奧運會或世博會前后出現“硬著陸”甚至“崩潰”的前景，但在日本散布“中國泡沫經濟崩潰論”的經濟“專家”為數不少，其影響不容低估。有敵視中國的評論家甚至主張日本應該故意加強那種具有“刺激泡沫”的投資活動，以便促使中國“泡沫經濟崩潰”的那一天早日到來。至于一般企業，則擔心其投資會因為所謂“中國泡沫經濟崩潰”而遭到損失。
在安全方面，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論”在日美依然相當盛行，一些有影響的學者、媒體甚至將中國“和平崛起”歪曲為要復興“中華帝國”，謀求恢復歷史上的“版圖”，聲稱歷史上任何崛起的國家都不會不使用“和平”的名義，將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相提并論。在此情況下，日本方面對可能轉用于軍事的高技術進行嚴格控制，甚至懲罰向中國出售農用無人駕駛航空器的日本企業，因為無人駕駛飛機以及其他軍用機器人正是美國軍事戰略中計劃發展的下一代武器裝備之一。在高技術轉移方面，日本制造業不僅需要注意其政府有關部門的監視，還要吸取上世紀80年代“東芝事件”(因為向蘇聯出售可用于加工潛水艇螺旋槳的多軸數控機床而遭到美國極其嚴厲的抨擊和處罰)的沉重教訓，注意美國方面更加嚴密的監視。顯然，這種狀況嚴重限制了日本高技術企業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和技術轉移。
在環境方面，中國盡管有“世界工廠”美譽，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中國也在有意識地抑制那些耗能耗水多、污染環境的制造行業和企業的發展，相應地依據環境標準對外國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項目進行嚴格篩選，甚至禁止進入。由于在外國對華直接投資當中，日本對華投資的特點就是制造業的比重較大，因此，中國國內生態環境的限制，對日本制造業對華投資的影響也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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