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電影《2012》的上映和奧巴馬訪華都成了媒體和網絡中的熱詞。兩者當然都和中國有密切的關系。作為我們所熟悉的好萊塢的類型片，《2012》的特技效果確實引人矚目，故事也相當驚險和曲折，這些都是美國電影工業成熟地把握類型電影元素的能力體現，未必有多少新意。
其中更有趣并且引起中國社會關注的是中國形象在其中的展現。實事求是地說，這種展現確實比較積極和正面。在影片里出現的一些中國元素，都并不刻意地有負面性。在危機時刻，中國人完成復雜任務的能力也被相當好地加以呈現。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也被表現為一種合作的積極關系。據導演說，這是他被汶川地震之后中國人所展現的力量所感動的結果。這當然僅僅是一部電影的表現，但也反映了好萊塢近年來展現中國形象的一種轉變趨勢。
在2008年的《功夫熊貓》中，中國形象就有了和以往不同的呈現，中國功夫和中華文化被表現得相當正面和積極。而今天的《2012》確實在相當程度上顯示出，中國元素在好萊塢反映美國主流價值觀的類型片中已經開始具備新的可能性。回顧好萊塢電影的歷史，表現華人和中國的歷史很長，人們常常追溯到美國電影的開創者格里菲斯拍攝于1919年的《嬌花濺血》，這部電影中的華人是善良的，但卻柔弱和女性化，顯得無能為力。而此后不少電影中的華人也往往是一個負面“他者”的刻板形象。中國的愚昧、落后、壓抑被極盡表現和渲染，如陳查理或傅滿洲這樣的華人被表現得相當負面。當時電影中的華人甚至由白人染黃來扮演。
直到二十世紀末，對于中國的負面想象仍然是好萊塢電影表現中國的主旋律。我還記得1997年在愛荷華大學時，看過一部好萊塢電影，其中就把中國想象為一塊壓抑的土地，對于中國人民的描寫也相當刻板和簡單，引起不少中國學生和學者的意見。當時冷戰結束還不久，美國人對于中國的想象還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冷戰時代的想象之中，而“中國崩潰論”和“威脅論”也還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西方的公眾輿論。中國的發展雖然已經顯示了強勁的勢頭，但這一切還沒有被一般的西方公眾所充分了解，因此好萊塢電影這種反映一般美國或者西方公眾的普遍看法的電影呈現出一種相當扭曲和片面的中國形象，也并不奇怪。
從這樣的歷史看今天的《功夫熊貓》和《2012》，我們會感受到好萊塢電影對于中國的態度確實出現了引人矚目的變化。我以為這種變化實際上反映了現實世界的發展變化對于想象世界的積極影響。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使得中國的大國形象和影響得到了更為充分的展現。近年來中國的崛起作為一種當代歷史的“大勢”已經為公眾所更加充分地了解。特別是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相對良好的表現和中國所展現的應對危機的能力都使得世界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的影響力和實力。這使得更加客觀地看待中國從而變成了一種現實。
其次，美國本身面臨著相當復雜的社會經濟挑戰，其在世界的形象由于伊拉克、阿富汗戰爭和這次從美國發端的金融危機而受到相當的質疑。而新世紀以來世界的變化正是美國需要體認并了解的，所謂“巧實力”的提出顯然反映出美國對于世界看法的調整。
第三，中國的市場也為好萊塢越來越無法忽視。近年來中國電影市場持續繁榮，票房不斷走高，中國中等收入者的消費能力已經開始讓任何人不能忽視他們的趣味與需求所帶來的影響。好萊塢“大片”也需要在中國市場上獲得成功，這就需要積極地轉變電影中有關中國元素的傾向。
從《2012》看美國對于中國的想象，確實顯示出一些重要的新可能性。這其實也在提醒我們，好萊塢的想象具有相當的靈活性，同時也啟示我們在“軟實力”和“巧實力”的建設方面需要借鑒更多的辦法，才能在跨文化對話中更多地發出中國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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