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希姆萊親自監督對運動員、新聞記者和當時在柏林的外國政治頭面人物的“保護”工作，包括生活起居和道德方面。出于國際政治的需要，他于1936年7月20日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之時，發出通告:“在未來的幾周之內，我禁止按照‘175'條款，采取任何針對外國人的行動，其中包括不許對他們進行審訊或發出傳票。除非有我親自簽署的命令。” 這位柏林的警察頭子，早在3年前就用這同樣的手段，對待過文化界人士，從而成功地避免了一些自身污點，并且把他的仇恨藏在精心安排的外表后面，繼續大量收集他所需要的情報。
關于對待猶太人的命運，納粹的策略始終是一樣的。他們的宣傳也是成功的。美國自由主義報紙The Nation Observe的體育評論員寫道:“人們沒有看到被割下的猶太人的腦袋，也沒有看到他們挨打挨罵。人人都面帶微笑，顯得彬彬有禮。在啤酒店里有人在無拘無束地大聲歌唱。膳宿公寓很多，價廉物美。”連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也上了他們的當，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主席斯蒂芬·懷斯對他的拜訪，當時這位猶太人領袖對歐洲猶太人的命運憂心忡忡。
海因里希對社會控制一直表現得十分貪婪。這位黨衛軍的頭目做事常常喜歡超越國家警察局的權限范圍，當人民群眾對納粹的計劃制造麻煩甚至仇視帝國的時候，他總能想出一些為希特勒所贊成的新鮮手段，幫助擺脫困境，渡過難關。在有關德國經濟擴張計劃的會議上，他也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因此，他為黨衛軍直接贖買一些工廠大開綠燈。但是，圍著希特勒轉的不止他一人。在這小小的決斗場上，戈林虎視眈眈，他是四年計劃的負責人，同工業和金融界的巨頭們，特別是軍工界，關系密切。希姆萊盡管也從一些工業家那里為他自己的陣營掙到不少好處，他還是不能在經濟領域對斯佩爾施加決定性的影響。至于博爾曼，他是不會允許別人染指希特勒的黨務的。在他前進的路上，還有里賓特洛甫阻礙著他對空軍方面的權力欲望。
他唯一能左右的是陸軍。對于他們一寸一寸占領的土地，黨衛軍成了絕對不可缺少的力量。但是，希姆萊的任務并不能超越對人民群眾的監視和恐嚇這個范圍。當然，他干得非常出色。1940年，他奉命消滅波蘭的一些領導人物。這次殺人行動的血腥效應給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快得到希特勒的重用，被委派專門負責 大批遣送被占領土地上的人士進集中營，負責清洗所有反動派。
1939年，集中營網絡已經形成。其中的勞動營收容了6萬名囚犯，打算讓他們用勞動拯救自己的生命。戰爭結束時，這類人共有80 萬之眾，光看守他們的就有4萬人。1939年，無痛死亡計劃也完成了:有7萬個精神病患者被消滅。1939年，一場將要血染整個歐洲的戰爭已經萬事俱備。戰爭機器在很大的范圍內開動起來。正如戴維·魯塞所說:“當大人老爺們把裝甲車開進歐洲的時候，集中營已經準備好變成帝國的基石了。”
希特勒在民眾中的威望空前高漲，德國人重新恢復了信心和自豪感。《凡爾賽條約》初期的恥辱，隨著梅梅爾和蘇臺德地區、摩拉維亞和波西米亞等地的收復，已經洗雪干凈。一年前，奧地利也已歸附。下一個目標是華沙和布拉格。從策略上來說，以后依次是巴黎、倫敦和華盛頓。德國人已經開始行動了，清洗他們“不喜歡的東西”的步伐大大加快。青年人又回到了工廠和軍隊之中，德國的年輕人差不多全都或自愿或被迫地參加到希特勒青年團組織之中。從 20年代初開始的失業率，到1929年人數達到了頂峰，這時也開始下降。共產黨人和“墮落”文化的知識分子、夜游浪子和懶漢、有獨立思想的婦女和同性戀者，通通被清除了。
1938年3月11日兼并奧地利的時候，也沒有忘記對同性戀的清洗。奧地利不存在了。歸附德國之后，奧地利的同性戀者就落入德國刑法“175”條款打擊范圍之內。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在人民中的形象，都在希姆萊這個惡魔掌控之下大大惡化:國會縱火案、希斯菲爾德中心的洗劫、“血腥之夜 ”以及其他許多歷史慘劇，罄竹難書。
奧地利作家約瑟夫·科胡特在其1972年出版并于1981年被譯成法語的一部著作中，化名海因茨·黑格爾，證明自己因同性戀身份被關進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事件。他是一個虔誠信奉天主教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兒子。奧地利被德國兼并時，他是維也納某學院的大學生。學校有一個同性戀小組織，聚集了一大批學生，其中有些人是外交官的兒子，也有在維也納任職的納粹高官的子弟。1938年年底，他愛上了他們中間的一位，是個像他一樣的運動員。他向母親坦露了這件事，母親表示理解。于是他倆成了一對。
1939年3月11日，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大都會飯店蓋世太保的總部去。他去了，從此沒有回來。他父親盡了一切努力想救他。無論是內務部還是國家安全局，他都無數次地去求助，因為他同那里的德國行政高官關系很好。然而，這位也是高官的奧地利人不僅遭到無情拒絕，還被公開指責，說他是其兒子無聊行為的、荒唐的同性戀父親。次年，他被解職了。他于1940年自殺，留給他妻子一封信，信的最后寫道:“我再也忍受不了熟人、同事和鄰居們的嘲笑了，這對我是太過分了，我請求你的原諒。愿上帝保佑我們的兒子。”
海因茨·黑格爾在接到通知去蓋世太保總部之前，最后一次前去擁抱母親。他再次見到母親是6年以后的事了。他到蓋世太保總部后，一個黨衛軍軍官對著他的臉大聲喊叫:“你是一個雞奸犯，招認吧!”海因茨·黑格爾否認。那位黨衛軍官馬上從他的文件夾中取出一張他的德國朋友弗雷德的照片，對他說:“你們在一起干了骯臟勾當，你承認嗎?”海因茨·黑格爾說不認識這個青年。黨衛軍官翻轉照片，照片的背面寫著:“送給我的朋友，永遠愛你。”于是他回憶起了這張他送給愛友的照片，日期是1938年圣誕節的晚上。他怎么也搞不明白，照片怎么會落入納粹分子手中。他只好簽字承認。
他被投入監獄，同另外兩個囚犯關在一間牢房里。獄警向兩個囚犯泄露了他被關押的原因。于是兩個囚犯主動向他做一些親密接觸行為，但遭到他的拒絕。兩個囚犯向獄警大發脾氣，說不該把他們同一個討厭的性反常者關在一起。但是，這并未阻止他倆晚上干那件事，借口是這里沒有女人。海因茨· 黑格爾補充道:“在人們的生理本能中，該如何判斷什么是正常本能，什么是不正常本能?什么是正常饑餓，什么是不正常饑餓?什么是正常口渴，什么是不正常口渴呢?”兩周之后，他被判6個月的單獨監禁，加罰每兩個月挨餓一天，理由是“與同性別的人多次發生性關系”。他一直都不知道他的伙伴弗雷德的下落。他寫道:“我必須忍受這些權勢人物所做的一切事，他們要保護弗雷德。事實上，他們為了不讓人知道一個納粹高官的兒子是一個雞奸者，是永遠也不會讓我獲得自由的。”
另外一個證明，是一個法國的阿爾薩斯人皮埃爾·塞爾在他199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披露的，他也是德國占領時期的犧牲品，時間是兩年之后的1941年，德國人發動進攻之時。 他是一個富商的兒子，他家在米盧茲地區遠近聞名。17歲的時候，他經常去位于他的學校和他家庭住址之間的一個著名的同性戀約會場所斯泰因巴赫公園消磨時間。一天晚上，他的手表在那里被人偷了。他到當地警察局去辨認小偷。他未找回他的手表，由于年輕沒有經驗，反而向警察局提供了不少這個阿爾薩斯城市同性戀的活動信息，他的信息同其他很多檔案一起，移交給了納粹當局。在一份日期為1942年4月27日的米盧茲的蓋世太保的內部文件中，他們編制有一份關于“治安拘留”的統計數字，時間正好是在這個日期和1940年4月27日之間。共計230人以“職業犯罪”以及擾亂社會生活、拉皮條等罪名，被送往尚未被占領的法國，另有260名同他們有密切關系的人受牽連，也一道被遣送。在這一時期，斷斷續續有95個明確定性的同性戀者以及19名同他們有關的人，也同樣遭到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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