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萊是說到做到的，哪怕是在最敏感的領域內。當他1937年2月發表他的演說時，他當德國警察頭子已經一年多了。1939年9 月，在德國所有大城市和初期占領的境外土地上，建立起一大批供間諜機關使用的建筑群和大樓。這是他眾多創造性措施中的一個，很多告密者不斷地建議加強對居民的普遍監視系統。到1944年，光蓋世太保本身，就集中了 32 000名成員。還應該加上10萬名領工資的告密者。根據他們提供的情報，逮捕不需任何法律手續，通行無阻。
對同性戀者的清洗從此制度化了，其范圍擴大到德國全境。正如1938年8月28日《國民日報》（Nationalzeitung）報登載的證詞所說:“國家安全局的一支別動隊接受任務，要在漢堡對同性戀犯罪進行一次大規模清洗行動。其實，這種性質的行為在世界大戰之后，由于放松對道德行為的要求，已經死灰復燃。但是，這種性質的行為，是違背剛剛上臺不久的國家社會主義黨強硬政策的。警察的介入、懲罰力度的加強，使這種荒唐行為大大減少。” 該報強調這次漢堡行動對同性戀的搜捕以及其后的快速判罪的重要作用:“別動隊在光天化日之下查抄了大量的約會酒吧。另外一些搜捕行動也在進行。在這種形勢下，有相當一部分人被捕。被抓的人太多，需要快速審問。一個專門的機構負責把被控者帶到法庭。被告一般判12到20個月監禁。有88樁同樣事實和同樣罪行的案件，還在等待波恩法院的開庭。所有這些審判，都是針對社會各階層人士的。”
根據“175”條款被捕入獄的，1933年為853人，1934年為948人，到1935年，這一數字突然上升到 2 106人，接下來的兩年，分別為 5 320和 8 271人。1938年達到創紀錄的 8 562人。在整個1933年到1944年的11年間，根據此條款被判刑者共計 48 082人。1942年，統計曲線奇怪地下降到 3 963人。這一變化也同樣反映在同年集中營里新來同性戀者明顯減少這一統計數字上。最直觀地看到前景越來越不妙，希特勒周圍的人開始在想，那些要在集中營里殺死的人，至少可以讓他們到德國各條戰線去堵槍眼。
希姆萊對這個主意不太贊成。他認為，這樣就放棄了正在實施的迫害和消滅同性戀的計劃，這很可惜。這一統計數字的下降，也與同性戀者轉入地下有關，他們盡可能不被發現。但希特勒斬釘截鐵，認為這種情況是違背生物繁衍的，是同德國目前的緊急狀態不相容的。猶太人和茨岡人都沒有這樣可以 “替代”的同等機會。這種推理使一些同性戀者離開了集中營和監獄，但他們的前面仍然是絕路，死亡威脅始終在他們四周徘徊。11年間，至少有 45 000個以上的同性戀者是由于“175”條款的關系被判刑的。除集中營外，蹲監獄的同性戀者還有 60 000人左右。
有時，熱情的警察會故意制造一些事故，以致把事情搞得更糟。1933年9月，在法蘭克福，希姆萊給這個城市的警察頭子們做了一個反對同性戀“墮落”的報告（6個月前他給黨衛軍的高官們也做過同樣的報告）。會后，有些警察利用他們迷人的外表做誘餌，設圈套勾引大量的同性戀者，此事引起司法部長居特納的極大憤怒，他給希姆萊寫信，用詞相當刻薄:“雖然我不否認，一場反對同性戀以保持德國人民力量的斗爭是緊迫和必要的，但我仍然覺得，警察的榮譽必須愛護。軍官們為了給同性戀者下套，把自己的身體都奉獻出來，是不能容忍的。”
但希姆萊認為，法院的工作熱情很不高，他們對那些威脅司法運作的罪行處置不力。很有可能，那些有用的案卷資料，被法官們在壓力之下銷毀了。希姆萊補充道:“在大戰之前、之中和之后，這方面的法律已經不少了，但都沒有執行過。為了說得更清楚，我舉一個例子:在我們開始這一行動的頭 6個月里，我們提供給法院的案子比我們28年間提供給柏林警察局的還要多。”但是，他很遺憾地接著說:“我們上當了，把同性戀者送上法庭并讓人把他們關起來，不解決任何問題。因為，當他們從監獄中出來后，依然故我，又成了同以前一樣的同性戀者?！?/p>
在黨衛軍高官們面前，希姆萊不厭其煩地重復他的使命:“我們應該明白，假如讓這一惡行在德國繼續擴散，而我們又不加以打擊的話，這將是德國的末日?！蔽覀冎溃橇硗獾牧α?，是多數人集體的力量，將打破納粹的夢想。
歷史上有過日耳曼殘暴和血腥的傳說故事，他必須此時向他的聽眾說出，以收到理想的效果。他回憶從前:“對我們的前人來說，任務很簡單。對他們而言，這些家伙都是孤立的人，是非正常人。那時的同性戀者都要被扔到很遠很深的沼澤地里?！毕Ｄ啡R還說:“那些現在在沼澤地里發現了尸體的人們，萬萬沒有料到，其中有90%是同性戀，他們是穿著衣服被扔到那里的?！边@是關于條頓人的一個混亂不堪的傳說。希姆萊最后說:“這并非一種懲罰，這是一種解決辦法，即把這種不正常生活干脆消滅。應該把他們除掉，就好像我們拔除毒草一樣，拔起來堆積在一起，點火燒掉。這不是一種報復。這樣的人就應該從人間消失?！?/p>
雅利安人中的同性戀也有著同樣的命運:很多人被抓起來，給他們上刑，以便從他們口中擠出情報。他們的活動場所和他們的協會也被取消了。接著，被剝奪工作并關進有鐵絲網的拘留所，拿去做科研試驗品。他們只能等待最近的結局:娼妓、政治人士、教士、工人或教員。1931年，柏林司法機關的檔案中，有 41 000名同性戀罪犯或嫌疑犯的名字。大多數是根據他們的司法記錄被重新抓捕或重新收監的，哪怕有些人已經服過刑了，也不能幸免。
專門監視柏林同性戀的特別警察局和負有同樣使命的蓋世太保辦公室的領導者是同一個人——靈魂一點也不干凈的約瑟夫·邁辛格爾。這樣的組織結構，把鎮壓機構和同性戀甚至墮胎結合了起來。約瑟夫·邁辛格爾是一個做過閹割手術的同性戀者。戈林研究中心的檔案中，有他同性戀史的詳細記錄。這位落入圈套并可以被任意擺布的人，同一些荒唐的、造成大量死亡的研究有關。這些研究使用了動物試驗品。這些試驗產生了一些頗有醫學價值的科學報告。
但是，正在進行著的屠殺并不等于對同性戀進行有計劃地消滅，正如歷史學家米歇爾·切爾斯所說:“猶太人和茨岡人是貼著從屬于宗教和種族標簽的。性的取向則不同，它不從屬于別的東西，它是個人的獨立行為。因此，性的取向并非必然引來殺身之禍?！彼倪@種說法也適用于集中營內部。米歇爾·切爾斯接著說:“在集中營分等級懲罰的檔案中，可以看出社會監督的邏輯——其中也包括肉體消滅的情況——遠遠優于計劃消滅肉體的種族滅絕邏輯?！?/p>
有些同性戀者女里女氣，很容易被認出來，因此也容易被捕。弗里德里克·保羅·格羅斯漢姆于1937年的一個晚上，在呂貝克他的寓所中被捕。在同一城市，同一天晚上，另有229名同性戀者被抓起來，因為蓋世太保手上有德國警察在20世紀初提供給他們的粉紅色名單。在市政監獄中被關押并刑訊了10個月之后，他被判9個月監禁，是根據“175”條款定的罪。后來他被釋放，再后來又重新被捕。人們問他愿去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還是愿被閹割，二者必選其一。他于1939年做了閹割手術。
卑鄙的告密行為盛行，常常把人置于死地。格特·魏曼回憶道:“1943年，我在柏林遇見一個小伙子，他是從俄國前線回來休假的。他女人氣十足，警察在車站把他抓起來并投入監獄。此人從此消失了。我還記得有兩個替秘密機關工作的黨衛軍分子。他倆共同住在一個寡婦家里。一天，寡婦發現兩個小伙子之間有問題。她將此事告訴了來到她家的另外兩名黨衛隊員。兩個小伙子被抓走并被殺害了。我常常問自己，這個女人為什么會干這種事情呢。直到戰爭結束，我每次走到那個街區時，都要繞道而行，以避免面對面碰到那個女人?！?并非只有平民百姓中的同性戀被追捕，指控很快就滲透到政治、經濟領域，最后，納粹分子本身也不能幸免。
同性戀在被占領國家和地區的命運
同性戀除了阻礙第三帝國達到其目標之外，并未引起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注意。它們既然是墮落的因素，一有機會，就故意讓它們充分表現。因此紐倫堡納粹會議的制片人萊尼·里芬斯塔爾拍攝納粹宣傳影片《運動場上的神》的時候，以及后來1936年柏林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時候，有些酒吧和同性戀聚會場所奉納粹分子之命重新開放，成功地掩蓋他們正在進行的迫害，從而使滿天飛的對他們不利的傳言得到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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