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大國的路線圖
記：應對“大國”這一命題提出的挑戰，就需要克服前邊提到的那種種失衡，彌補從中看到的尚存差距，尤其是道義方面的關鍵缺失。那么在你看來，在中國已經實現的高速(盡管也頗有脆弱的嫌疑)增長的基礎上，什么才是最平穩的過渡方式？
劉：這也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問題！不要看我以“大國”的苛刻標準，提出了那么多尖銳的對比，但反過來說，其實就連那些看似險要的鴻溝，也都可被看成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否則中國就未曾發展就沒有希望了，甚至就連這點對于未來的懸念都不存在了。正因為這樣，為了捍衛和繼承改革開放，我們自然會想到，既要努力保住現有的成果，又要進一步發展這種成果，所以必須找到一種最平穩的過渡方式。
我常常想，也許“預支未來”可以算是一種巧妙的政治智慧。你想，政治改革的阻力，無非是來自各種利益集團，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諾推向未來，就不會觸動現實的利益集團，從而也就不會有人為了到他孫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現的利益，來進行明里暗里的杯葛阻撓，否則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狹隘。另一方面，再回顧一下當年孫中山提出的“軍政—訓政—憲政”的路線圖，竟又不難發現，這種“預支未來”的做法，并不意味著一張空頭支票，相反倒會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熏陶出一種普遍的預期與認同，從而使得想要挑戰這種游戲規則的企圖，逐漸變得代價太大而不再成為現實選項。這樣一來，就會為未來的政治文化，留下實實在在的調適空間。
記：究竟怎么落實這種“預支未來”的智慧呢？
劉：我們方才列舉的種種小大之辨，都是發展過程中的欠賬，也都可以理解為繼續發展的方向。如果你承認這些尖銳對比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改善這種現狀，從而使我國成為更加名符其實的大國，那么，你就沒有理由反對，至少到你兒子或孫子那一代，中國應當填平那些很可能成為可怕陷阱的鴻溝。
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從方法論上認識到，如果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一時還看不清楚，也由于看得太清反而容易動員反對力量，所以還可以簡單地利用經驗主義的原則，去殺出一條血路，那么，到了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光有經驗主義的試錯方法，已經是遠遠不夠了，而一定要有對于未來的理性規劃。上次我就“文理分科”問題接受貴報訪談時，就曾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哪怕就一小步，也是需要遠見的！”現在，我要再次重申這一主張，而且是針對更加宏大的課題。
記：這一點應當是可以得到認同的。
劉：如果能夠就此取得共識，就讓我們接著再思考一下：為什么自然科學家們能制定出2050年前的科學發展規劃圖，并且得到國家的批準，而中國的社會科學家們，就不能同樣制訂出2050年前的社會發展路線圖？比如，既然自然科學家們能夠作出承諾，中國人到2030年可以登上月球，到2050年可以登上火星，我們的社會科學家們，為什么就不能對那兩個整數年份，作出相應的承諾？盡管這樣的路線圖，難免會有一點空洞，甚至難免會有一點空想，而且它將來隨著時局的推移，也一定會不斷地調整修正，但是，正是這樣一種明確的規劃，可以在我們面對大國vs小國的種種對比時，以對于未來的慷慨承諾，來填補和緩解那些尖銳的懸念。
進一步說，所謂“預支未來”的奧妙，不僅意味著對“未來”的籌劃，而且意味著為當下的“預支”。也就是說，它可以用平滑推進改革的緩進技巧，把未來的前景巧妙地“預支”給現在，并使之為其所用。這種對于未來的莊重承諾，只要能夠緩解尖銳的懸念，自會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會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緩和，而且，隨著階段性目標的日益臨近，它也的確會被逐漸地化解。由此一來，社會氛圍自會變得一天天祥和起來。
同樣的道理，這種“預支未來”的發展路線圖，也會使中國與世界的艱難接軌，變得平緩簡易許多。到底中國將會成為什么樣的大國？這是全世界都在焦慮的問題。而一旦中國自己，以發展路線圖的形式，給出了讓人放心的答案，自當大大釋放國際社會的心結，緩解他們對于不確定前景的疑慮。可以想象，這樣一種主動的澄清，也將使我國在今后的國際交往中，獲得更大的主動性和感召力，從而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與損失。（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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