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道義內涵
記：依你看，在所有的缺失中，最關鍵的缺失究竟是什么呢？
劉：問題這么雜多，彼此又這么纏繞，往往都不知從何處下手，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來自各個專業的學者，對于輕重緩急的關注點，注定會不一致。比如，在那天的研討會上，盡管都在關切中國的命運，但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就更強調主權，研究國內政治的學者，則更強調人權。而我這個人文學者，自然要更從總體出發，反對把政治學所關注的權力問題，從其他社會現象中割裂，而必須像馬克斯·韋伯那樣，從經濟活動的背后，看到倫理立場和價值預設。正因為如此，我的回答是——在所有的缺失中間，我們最缺乏的其實是道義！
記：你的這種看法，會不會被他們看成是迂闊的？
劉：我曾經專門發表過一篇講演，題目是《道德資源：中國發展的瓶頸》，其中有段話，正好是在反駁這樣的荒唐看法：“道德問題并不是迂遠的念頭，只由幾個迂遠的書生在空洞地嘮叨著。道德問題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心底。它總是在現世地報復著我們——就像你決不能往游泳池里撒尿，不然你終究要在尿液里撲騰一樣，就像你決不能破壞對于老人的孝敬，否則你的子女終究會還給你一個凄慘的晚年一樣，我們必須認識到，眼下整個社會都為之寢食難安的惡劣風氣，其實正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造下的孽！”
記：我恰巧讀過你那篇講演，里面的觀點給我印象極深：人們已經開始知道保護自然資源的重要性了，但千萬別以為，所有的制約都來自自然資源的匱乏。如果缺乏道德資源的依托，在整整13億個被市場化煽動起來的不受倫理約束的赤裸裸的欲望面前，任何豐富的自然資源都會被耗盡。
劉：在你引述的那段文字之后，我還更加戲劇性地指出過：“如果沒有道德資源的依托，即使這個社會短期內尚可以謀求發展，這種發展的代價也太過高昂了。各種歪門邪道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被創造出來，讓人們防不勝防，而且這種防范本身，就已經是多余付出的社會成本了——我們簡直要拿出一半人口來充當警察，又拿出另外一半人口來監督這些警察！”
記：把這樣的邏輯推演到極致，局面確實既恐怖又荒誕。無論如何，我們面對的現實世界中，道義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劉：為什么古代哲人要把人類的道德律令，說成是高于人間的“天理”？這正是因為，這種調整與規范人際關系的原則，根本就是不隨主體意志而轉移的。它的客觀性表現在：哪怕天地寰宇中只剩下兩個個體，而且這兩個個體還不是生活在地球，但只要他們同樣分為獨立的主體，那么，如果他們想要共同生存下去，就同樣需要公平正義，同樣需要道德金律。
在長期的文明教化下，這原本已是正常人的基本常識。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在許多學有專長的學者那里，其專業素養偏要誘惑他們去挑戰這種常識。比如，我博士時代的同學樊剛，念的是經濟學專業，所以就寫過一篇《不道德的經濟學》。而無獨有偶，我的另一位博士同學高全喜，近年來轉向了政治學，所以這次又非常刺眼地，只是從政治功用的角度，提到了道德的工具作用。
記：這使我想起政治學中的馬基雅維里主義。盡管對于權力的赤裸裸的追求，是古已有之的傾向，而且總是像臭豆腐一樣，聞著臭、吃著香，但畢竟只有馬基雅維里，才公然地主張非道德主義，認為君主們只要有看似說得過去的理由，就盡可以不守信義。
劉：另一方面，這位公然教人邪惡的思想家，卻又被稱為近代政治學之父。從學理上講，他把這門學科從神學和倫理學中剝離出來，使得專治此道者得以辨識政治學的基本單位，也使一般大眾得以看穿權力運作中秘不授人的本質。或許正因為這一點，我那些身為專家的同學，才不屑于把自己的思想雷同于一般的常識。
記：那么，在當今這樣一種民族國家的世界格局下，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和對待這種流播廣泛、影響深遠又眾說紛紜的馬基雅維里主義呢？
劉：針對你這個問題，最好去重溫著名政治學家利奧·斯特勞斯的話，“即使我們被迫不能不承認，馬基雅維里在本質上是一位愛國者，或者是一位科學家，我們也依然沒有必要否認他是在傳授邪惡。馬基雅維里所理解的愛國主義，是一個族群的集體自私自利。對于善惡是非的界限熟視無睹，置若罔聞，在它產生于縱橫捭闔的情況下，不如在它產生于僅僅關注個人舒適或個人榮耀的情況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這個原因，這種無視態度就更具有誘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險。愛國主義是一種對于自身的愛。對于自身的愛，在品第等級上低于既對自我又對道德上的善所懷有的愛。……通過乞靈于馬基雅維里的愛國主義來為他駭人聽聞的學說尋找根據，意味著看到了那種愛國主義的美德，而同時卻對高于愛國主義的事物視而不見，或者對既使愛國主義成為神圣又對愛國主義加以限定的事物視而不見。”
記：但如果遇到“春秋無義戰”的局面呢？
劉：從文明進程的脈絡來看，“春秋無義戰”這句話，最好能跟另一句話聯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正是這樣的必要平衡感告訴我們，即使發現身前并無一個公平正義的過去，也不能放棄對于身后那個公平正義的將來的憧憬，否則一旦抽掉了基本的、用來安身立命的預期，人類社會就終將土崩瓦解。這就意味著，即使面對著民族國家之間的無理紛爭，對于國際政治領域的馬基雅維里主義，仍然要有理性的限制。就算在道義立場和現實政治之間，有時候迫不得已地進行了權變，一位負責的政治家的立足重心，也仍應落在道義一邊；也就是說，即使在特定時空中針對特定事件，被迫采取了某種程度的馬基雅維里手段，這種短期策略也必須起始于和復歸于更高層面的道義目標。
記：經常聽到這樣的論調，認為在國際政治領域，所謂道德不過是弱者的武器。你對此怎么看？
劉：其實這種說法本身就露出了馬腳——如果你還只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說明你還只有小國心態，相反，只有當你把道德看作強者的自制時，那才是泱泱大國的神情。
記：這又是一種意義上的“小大之辨”了，愿聞其詳。
劉：中文里的“大”這個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種物質體量，也可以代表一種精神狀態。你看中國古代的冠禮，就是在提醒一個行將走入社會、馬上就應具有獨立人格的成員，他打這以后就算是長“大”了，所以他從今往后的行為舉止，要更像個大“人”的樣子了！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大國”的這個“大”字，若從深層語義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為一種道義上的約束。也就是說，這個“大國”既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用來管制和壓迫別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為一個規范和約束自己的概念。而只有成為后者，就一個國家主體而言，才會有道義的力量，才會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也才能不怒自威。
記：中國古人所謂“王道”和“霸道”的區分，說的也是同一種道理吧？
劉：正是如此！這正是那些鼓吹“大國”的言論，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這個“大國”的說法，既可以是個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也可以是個普適的世界主義概念，那么就不禁要反問：在民族國家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普遍受到質疑的今天，僅僅標舉出“大國”二字，而抽掉了這一概念的確定內涵，這種做法到底是什么意思？這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禍？
想當年，當中華世界被迫從一個文明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時，它的自我期許其實是由大變小了，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識滋養的士大夫，不得不強讓自己的心智跟著狹隘化。幸而，在當今這個時代，人們再提到“大國”二字，并不意味著就一準是大民族國家了——后者只不過是一種產生于近代歐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們盡管可以得到相應的庇護，但其心智也會被擠壓成有限的存在。
記：我有點弄懂你剛才講“沒有做好準備”是什么意思了，看來我們是先要想清大國之“大”，究竟意味著什么，然后才有資格成為大國。
劉：針對這一點，還可以繼續發揮出兩層意思。先從外部世界看，如果你這個“大國”的概念里，充滿了狂傲簡慢，覺得終于輪到你這部分人群，轉過頭來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么，這種冤冤相報的態度，對于全世界都將是一場新的災難。像這樣的狹隘的“大國”，我們要它何益？但反過來，如果你這個“大國”概念里，充滿了自省和自制，就像覺得小孩子還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負責任一樣，那么，這就可以是一個道義的概念；而如果你基于這樣的道義立場，去同等地處理全人類的問題，就會意味著普遍的人類福祉。
記：聽你的話音，繼續發揮的另一層意思，應當是針對內部世界了吧？
劉：是的。在當今這個世界，我們說大國自應有大國之道，還因為要是一個國家的幅員沒那么遼闊，或許尚且無需接受那么多民族能否融合的考驗。由此，我們就須臾不可忘記，一個巨大的國家，首先并非意味著如何幸運，而是意味著更加嚴峻的挑戰。而應對和化解這種挑戰的唯一方法，又絕不是任何形式或程度的馬基雅維里主義，而是建基在道義之上的內部認同。否則，如果像當年的蘇聯那樣，凈顧著在國際上跟美國爭霸，而忘記處理好國內的認同問題，那么遲早會被一肚子石子給撐破肚皮的。以前有句老話——“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講得真好！而現在，應當給它配一個上句——“民族之上猶有國族在”！這樣一種國族認同的建立，乃是一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而這樣一種認同本身，又必須基于堅實的道義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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