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立足未穩，罪惡的戰爭魔爪便伸進了弱小的鄰國。此刻，是保持中立隔岸觀火，還是伸張正義出兵相助？共和國的領袖們被推至緊急決斷的艱難境地。毛澤東在煙霧里徘徊低吟，周恩來則奔走于異國他鄉，頻繁的電報，徹夜的交談，每一個步驟都被反復掂量……
出兵朝鮮，毛澤東終于說服了大多數同志
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新中國剛剛長了半歲。
1950年9月15日拂曉，美軍以海陸空7萬兵力在仁川登陸。朝鮮形勢急轉直下。
10月1日，初升的共和國沉浸在歡樂的海洋中。禮炮、鮮花、賀電和天空放飛的鴿子，交織成一派和平景象。然而，就在這一天，毛澤東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禮物”──朝鮮外務相樸憲永帶來的金日成首相的親筆信。樸憲永一到北京，就向毛澤東和周恩來求援，并把金日成的信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看著信，眉頭漸漸鎖緊，長嘆一口粗氣。信的語氣急迫，并透出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信中說：“毛澤東同志:?……如果敵人繼續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只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應付此危機的。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急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軍作戰。”
時間已是深夜，金日成在首相官邸緊急召見中國駐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務參贊、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國盡快派軍隊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倪志亮的電報迅速發回國內，擺在了毛澤東的桌上。
天安門廣場狂歡的人群剛剛散去，施放禮花的戰士還站在炮位上，一墻之隔的中南海內，頤年堂的會議廳里仍然亮著燈，毛澤東臨時召集書記處成員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毛澤東的態度很明確：這件事要管；不管，美國侵略者將更猖獗，無論對朝鮮，對中國，對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這個地步，誰都清楚，要管，就要冒風險。這個風險究竟有多大，成了議論的主要內容。
周恩來出言謹慎，他列舉了一些數字：美國一個軍僅70毫米以上口徑的大炮就有1000多門，同時還有坦克近500輛，而解放軍平均一個軍才有這樣的大炮36門，東北邊防軍一個軍最多也只有290門，況且還沒有坦克。再加上美軍擁有制空權，解放軍的第一批空軍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飛機可以投入作戰。在裝備及火力對比如此懸殊的條件下貿然投入對美作戰，是否有利呢？
其他幾位領導人都說到，在經過了多年戰爭之后，人民剛剛得到和平和穩定，國家剛剛開始進入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建設時期。出兵朝鮮，對美作戰，不能不考慮美國向中國宣戰的嚴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鮮作戰不能很快取得勝利，即使僅僅形成兩軍相持的局面，美國必定會變本加厲地實施對中國大陸的空中打擊和海上進犯，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嚴重破壞中國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并引起國內的政治恐慌。
現實，使得中共中央領導內部對出兵條件的估計變得謹慎多了，顧慮也多了。除了毛澤東以外，與會者幾乎都對迅速出兵感到沒有太多的把握。當然，毛澤東仍舊相信，權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關鍵是蘇聯能否幫助解決解放軍與美軍裝備和火力上的差距。
服務員從毛澤東身邊的茶幾上端走了滿滿一缸煙頭。議論一直到天明，毛澤東不時長吁短嘆，最后他緩緩地說了幾句：“你們講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難，我們在一旁看著心里不好受呀。”
毛澤東的邏輯雖然沒有根本解除與會領導人的思想顧慮，但也沒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對出兵的理由。第二天，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和決定出兵問題。他連夜起草了兩封電報，一封給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高崗，和當時負責東北邊防軍的第十三集團軍司令員鄧華，要他們命令東北邊防軍提前結束準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入朝作戰；一封給斯大林，明確說明：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中國軍隊能否在朝鮮境內殲滅美國軍隊，有效地解決朝鮮問題，這取決于蘇聯援助裝備的情況。
再作商議之前，毛澤東和周恩來又作過交談。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他們一千條道理，一萬條道理，駁不倒我們的一條道理：我們和朝鮮都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能在一旁看著敵人把朝鮮滅亡了。唇亡齒寒嘛，怎能見死不救呢？另外，為了我們自己的建設也要出兵。”他和周恩來最后定下一個基調：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10月2日下午3時左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高崗和代總長聶榮臻等，重新來到頤年堂開會。經過反復權衡利弊，大多數同志終于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出兵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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