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國與蘇聯建立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戰略關系，兩國之間開展了各個層次的交流。在那個年代，很多中國專家學者有機會與蘇聯的同行甚至蘇聯領導人交流。不過，與蘇聯高層領導人特別是同斯大林接觸過、探討學術問題和政治方略的中國專家卻不多。
1952年12月12日至20日,世界和平理事會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召開世界人民和平大會。來自85個國家的近2000人參加了這次聲勢浩大的盛會。大會由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法國科學家約里奧·居里主持。中國政府派出了由宋慶齡任團長、郭沫若任副團長的108人代表團。約里奧·居里和宋慶齡同時擔任大會執行主席。會后，應蘇聯文化協會邀請，宋慶齡、郭沫若率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參觀訪問數日。1953年1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會見了宋慶齡和郭沫若。這是斯大林逝世前最后一次會見中國客人。
在會談中，斯大林僅向宋慶齡和郭沫若提出了若干有關中國的國情問題：農民的生活改善，婦女參加工作，知識分子對現狀是否滿意，小學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學數量的增加，語言情況(如漢語的特點、學習方法與改革)。宋慶齡、郭沫若對這些問題作了或略或詳的回答。郭沫若告訴斯大林：中國廢除了英美式的大學制度，學習了蘇聯的經驗，進行了院系調整，增加了專門學院。斯大林不時介紹蘇聯的經驗，提出改進工作的建議。作為中國科學院院長、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郭沫若向斯大林提出了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關系到社會發展的階段劃分標準、耕種田地的奴隸與封建制度的農奴的區別。斯大林解釋了奴隸制與農奴制的區別，強調研究社會制度問題應研究純粹的社會狀態。郭沫若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中國學術界對中國封建社會的起始時間有很大爭議。郭沫若早在1930年就出版《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論證中國古代存在奴隸制社會形態。在1952年2月出版《奴隸制時代》一書，論述春秋與戰國之交是中國奴隸制社會的下限。
郭沫若曾從一位蘇聯歷史學家那里得知:蘇聯的中亞各民族從原始公社制度直接進入了農奴制。他當面向斯大林請教：社會是否可以跳躍式地發展？斯大林回答：“可以的”，并舉例作了說明。郭沫若認為斯大林的話是對馬克思學說的一個很好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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