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和深圳市文化局合作編寫的《中國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報告（2007）》近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本書指出，與城市居民相比，中國農民工群體面臨文化邊緣化的危險。
農民工群體的文化邊緣化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這一群體的文化需求沒有納入國家管理系統，體現為一種自發的存在狀態。調查顯示，不論是國家主渠道，還是企業或其他的社會組織，對農民工的文化需求均關注不足。地方政府和社區僅在提供“招工就業信息”、“閱報欄”上基本達到了農民工的需要，其他如技術培訓、免費或便宜的電影、文藝活動、圖書室等文化項目、文化設施則嚴重缺乏。與城市居民所享受到的文化權益相比，農民工群體不論是在文化需求還是在文化供給上都面臨著邊緣化的困境。
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農民工被城市接納的程度低，難以融入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社區中，生活在城市的農民工如同生活在“文化孤島”上。在對武漢市的調查表明，農民工在城市社區內的生活和交往具有很強的血緣性、封閉性，與之相應的，他們的文化生活具有明顯的“窄圈子性”，不但他們參與社區文化活動和使用社區的文化設施少，而且他們的子女也極少使用社區的文化設施，從另一方面也說明，城市社區居民對農民工具有較高的排斥性。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工群體存在文化孤立現象。據浙江大學調查組對杭州市居民的調查，認為“城市居民與農民工之間普遍存在社群隔離現象，市民對農民工關心的積極性不高。”杭州城市居民中真正與農民工經常打交道的人不到1/3，其他一些則是很少或從未和農民工打過交道。超過一半（51.61%）的城市居民與身邊的人對談論農民工問題不感興趣，6.45%的城市居民有反感，也有四成（41.94%）的城市居民是較為感興趣。總體上，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存在著戒心和歧視。從以上的情況看，由于城市居民的疏離和制度的缺位，城市農民工群體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會關系網絡之外。
農民工文化上的邊緣化，并不是農民工自身選擇的結果，而是社會選擇的結果。在對農民工“最大心愿”的問卷調查中，13.7%的農民工選擇“與城市人平等生活，不受歧視”。但實際的情況是，有些民工在城市已經生活十多年甚至二十年了，不但城市居民，甚至他們自己都不認同他們是“城里人”，這種文化上的疏離從心理的疏離中表現出來。農民工進入城市后與城里人相比，無論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職業技能還是社會交往層面都處于劣勢，農民自己也把自身定位于在權力、地位、社會聲望方面處于劣勢的城市邊緣人。不平等的社會氛圍對農民工的文化消費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傳統的二元經濟結構與體制下，決定和影響人們之間的地位與相互關系的重要因素是戶籍制度。在經過了20多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里，雖然表面上戶籍制度對人們地位與相互關系的影響力在不斷下降，但在實際的經濟活動和人際交往中，這一制度卻仍然在不知不覺地影響著人們的觀念、行為以及交往方式。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外出打工人員之所以被稱為農民工，也正是受傳統的戶籍制度約束導致的。戶籍制度決定了農民工特殊的社會身份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地位，這種戶籍制度不但加深了農民與城市居民在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等方面的隔閡，而且也使農民同時失去了在城鎮就業的機會和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在戶籍身份上，農民工雖然進入城市務工，但大部分的城里人仍然把農民工當做農民對待。正因為如此，農民工成為既不同于傳統農民，也不同于城里人的邊緣群體。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農民工群體的邊緣化特性，對農民工的文化消費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與制約。
另一個原因是，傳統政府公共文化職能的缺失和文化消費供求渠道不暢也是導致農民工文化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其文化需求的實現程度，更多的是依賴于政府的公共供給。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民工群體應當享受的文化消費更多的應是一種由社會、政府、企業、團體來提供的公共消費品，諸如公共圖書館、城市閱報欄以及必要的職業培訓等等，都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政府和農民工所在的企業、社區等不能提供這些消費品，農民工所需要的文化消費就會短缺。從本次調查情況來看，所有這些本應當由政府、企業、社區等提供的文化消費品，都存在嚴重的不足。文化消費資料的短缺和供求渠道不暢，是形成目前農民工文化邊緣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數據資料來源于：《中國公共文化服務發展報告（2007）》P6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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