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朱教授，據您對第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緊密觀察，您發現中美雙方在對議題的準備上有什么差異沒有？
朱鋒：
我覺得當然還是有比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各自的關注點當然是有差異的。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很大程度上關注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以及擴大內需來進一步加強對美國產品的采購等等。中國關注的是，比如說我們希望美國給中國平等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以及希望美國能夠有效地保持中國在美的美元資產的安全等等。
第二個很重要的差別，我相信還是在雙方對于這樣的戰略對話到底能起什么樣的作用，采取一種什么樣的姿態，我恐怕要說，我覺得美國可能比中國更急，更具有迫切性，因為奧巴馬政府上臺以后，提出了綠色經濟減排，包括無核化世界和軍控，以及來解決我們說目前這一系列的全球金融危機，奧巴馬的三大議題的政策主見需要中國的積極配合。
第三個差別我覺得還是體現在，政府官員和整個支撐團隊，對于這樣一個戰略對話的機制，究竟采取一種什么樣的態度，是一種完全的準備好了，來迫使對手來做實質性的讓步，還是利用這樣一個機制來傳達聲音，或者說只是在兩個高層的團隊之間，首先建立某種我們所熟悉或者認知，我覺得這三個方面的差異肯定是明顯的。
主持人：
好，謝謝朱教授。
巖松，我今天看了有一篇評論說，相比于尼克松時期，中美之間的關系比以前成熟了很多，我就在想成熟表現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說它是表現在這一次高官的級別高了，而且對話機制比以前更多了。但是我覺得雙方之間的成熟更表現在雙方之間是不是有互信。你看，和尼克松時候相比，我們的敵意消失了，但是我們的猜忌還是在的。
白巖松：
我覺得成熟最重要的標志是，雙方即使存在很多很多問題，但是都能在通過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中，不影響雙方去尋找更大的合作和繼續向前走，我覺得這是一種成熟的標志，就像成年人的交往，都知道朋友之間有什么樣的缺點，但是缺點不會成為破壞我們友誼的障礙，反而會比如說幫助你改善缺點，或者說對你提出要求。
我覺得還有一句話可能要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對話是一個重點，如果要是談判的話，談判的需求是什么？討價還價，對話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聆聽。所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我覺得即使面對未來，就像這次有很多的記者覺得不過癮，包括也有美國國內，包括中國國內也都會說，能上頭條的東西太少，實質性的，你得給我出臺一個非常具體的東西，其實這里具體的很多，但是的確，一下子那么具體的又不是很多，我覺得恰恰代表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意義所在，面向未來，當它合并了之后，升格了之后，更多的是聆聽和討論方向，和達成協議性的框架，解決具體的問題，中美兩國現在每年有幾十個雙邊之間的這樣的對話機制，那是解決一個又一個具體問題的場所。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說不把需這個詞當成貶義詞的話，將來戰略與經濟對話應該關注的是更戰略性的、更虛一點的雙方的聆聽，最后達成協議、明確方向。
主持人：
今天我們在關注的是中美之間第一次戰略與經濟對話，但是我們知道，今天這樣的一個機制是從幾年前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演變而來的，我們接下來就不妨回顧一下，這幾年來中美議題設置的變化。
(播放短片)
解說：
僅僅從名稱來看，此次中美對話機制，和小布什時期相比，只是在戰略經濟間多加了一個字，但多方人士都認為，一字之差的背后，中美對話機制從內容和意義上都發生了不小的轉變。中美戰略對話定期在中美間輪流舉行，自2005年第一次舉辦至今已舉行六次，中美戰略對話主要是兩國就中美關系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與地區問題交換意見。而更為引人關注的對話機制則是隨后一年，中美雙方在經濟領域啟動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2006年12月14-15日，首次對話在北京舉行，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和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分別作為兩國元首的特別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對話。戰略經濟對話是中美現有磋商機制中級別最高的一個，也是歷史上規格最高的中美經濟主管官員的交流活動。
回顧前三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人民幣匯率問題一直都是前三次雙方討論的焦點，美方也試圖利用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方施壓，并試圖進一步指導中國如何改革金融業，開放市場。
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于2008年6月17日-18日舉行，人民幣匯率問題仍然是雙方難以回避的焦點。時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在會前就表示，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人民幣仍需進一步升值，人民幣匯率彈性仍需增強。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針鋒相對地回應，正是美元貶值，造成包括原油在內的基本商品價格上漲，進而推動中國通貨膨脹，美元貶值才是人民幣被迫不斷升值的罪魁禍首，并暗示人民幣不會大幅升值，這樣的回應讓外界感受到中美雙方博弈中攻防形勢的轉變。《紐約時報》就撰文指出，中國人開始大聲指責美國人沒有管好自己的經濟，這樣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則源于全球經濟形勢的惡化，受次貸危機影響，美國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金融企業危機開始顯現，加上通貨膨脹水平走高，全球經濟都面臨著下滑的危險。
與此前的歷次對話不同，美國時任財長保爾森不再敦促人民幣加速升值，而代之以更為實際的市場開放問題。而半年后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北京拉開了大幕，這也是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持續加深，以及美國政府即將換屆這兩大背景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一次重要對話。此次對話中，雖然匯率問題再次被美方提及，但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環境能源合作，加強雙邊投資保護，還是成了核心議題。
2008年12月6日的《華爾街日報》這樣寫到，回溯到2006年，這一對話機制更多是圍繞美國如何在自由市場經濟方面給中國補課。在本輪對話于周五結束前，連保爾森自己都承認，美國這個老師本身也面臨一些嚴重的問題。
主持人：
這一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雙方都是帶著各自的國家利益而來的，接下來我們就連線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孫立堅教授，聽聽他的分析。孫教授您好。
孫立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你好。
主持人：
這一次中美之間，您認為達成最大的共識是什么？
孫立堅：
我想亮點在兩個方面。一個就是大家都已經認識到，擺脫這場在全球經濟互相互補結構非常密切的框架下面，擺脫危機需要我們雙方共同的共識與合作，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就是尋找接下來一個新的增長點，這個新的增長點，也需要我們雙方之間密切地合作，所以這兩點可以講是一個亮點。
怎么講是擺脫危機需要這個合作呢？我們看到美國方面的訴求，就是今天美國最最制約經濟復蘇的是金融體系的穩定，流露美國金融體系的國際資金的穩定，中國是對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所以中國能夠持續對美國這樣一個在資金上的支持，是美國對中國最大的訴求。
另外一方面，中國也需要今天美國拿出有效的解救市場的方案，能夠保證我們前期所積累的巨大的對美元的外匯儲備。
另外一點，能夠通過美國經濟的復蘇，緩解我們今天出口非常急劇下降的壓力。所以雙方面都希望通過合作以后，能夠讓自己的經濟擺脫危機。
另外，尋找下一輪的經濟增長點，這一次我們看到，合作的備忘錄在能源環境這些，下一輪的經濟增長點的方向，美國為什么非常看重新能源這些環境的技術呢？美國想維護它自己這樣一個霸主的地位，真正地擺脫危機，它需要尋找一個新的，能夠帶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這樣一個增長點，成為新的火車頭，這個愿望需要中國能夠配合實現。也就是說今天新能源只是技術，只是想法，但是如何轉變為產品，如何通過產品來創造財富，需要中國巨大的制造能力來幫忙，也需要中國巨大的市場來消化這些產品，為美國帶來巨大的財富，所以這點當中美國有這樣的訴求。
中國方面也看到，新能源的合作和環境的合作是擺脫中國到目前為止，一直是“兩高一資”，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資源消耗的這一種低端的生產方式，也想擺脫我們一直以來的加工貿易的生產方式，所以想通過新一輪跟美國在新能源方面的合作，我們希望能夠在技術的第一個環節，在第二個生產的環節，甚至第三個銷售的環節和最后財富管理的環節，都有中國應有的這樣一個滲透的地位，包括人民幣的話語權，我想這個方面，在這次中美戰略對話當中找到了交集，形成了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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