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對華援助模式轉向
國際先驅導報見習記者鄧媛發自北京
“想不到啊，對華援助項目就在我身邊。”10月6日，剛從京津塘高速公路上往返了一趟的董女士得知這條高速公路是第一條由世界銀行低息貸款修建的后，驚訝地向《國際先驅導報》表示。
根據商務部辦公廳的資料，截止到2006年，向我國提供多雙邊無償援助的國家和聯合國機構累計提供援助資金約63億美元，實施合作項目超過2000個。如今，這些項目涉及扶貧救災、技術改造、農業發展等30多個領域，受援地區遍布全國各地，人們的生活在不經意中被它們悄悄改變著。
針對日前已有西方國家提出將終止對華援助，商務部國際司官員10月10日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目前商務部尚沒有接到外國有此意向的官方正式表態，因此事件的最近進展仍在觀望當中。
而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查道炯則向《國際先驅導報》指出，部分西方國家終止對華援助或改變援助模式，并不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外援對中國經濟有促進作用，但沒有決定性作用”。
彌補中國資金不足
“呀，多賣了2500多元呢。”這是2003年發生在陜西省榆林市西馬河村的一幕：一位養豬大戶正高興地數著手里的錢。因為學會了上網查詢“行情”，所以他在生豬價格回升時抓住時機出手，終于滿載而歸。與此同時，河北武安縣農民李所田也在品嘗網上獲取信息的便利。他上網了解到“以色列”品種西紅柿在市場上暢銷后，便立即買來耕種，當年畝收入就達到了3500元，幾乎是他往常收入的8倍。
他們都是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的“中國信息通訊技術扶貧能力建設”項目的受益人。從2001年至2003年，這一項目已使數萬名中西部農村貧困農民利用科技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不過，這只是聯合國發展系統對華1000多個援助項目中的一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杜奇華向《國際先驅導報》介紹，自1979年中國政府接受對華援助起，通過聯合國發展系統和世界銀行而獲得的援助資金占所有對華援助金額的大多數。“例如每年世行能向我們提供10億至13億美元的貸款，而對華雙邊援助最多的國家，一年頂多給幾千萬美元。”在這種多邊渠道援助提供的項目中，約有70%致力于發展建設，涉及電子、衛生、醫藥、教育、能源等各個領域。“除了老少邊窮地區外，很多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都是這些援助項目的成果”。
除了京津唐高速公路，山東省地下水監測、遼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也都源自世界銀行的貸款。杜奇華表示，這些貸款往往滿足了有待改建、擴建、新建的重要工程需要，彌補了中國在建設資金方面的不足。
占中央財政收入比例不大
“在中國政府的協助下，我們和國際勞工組織合作的中國項目，使超過75萬名外來移民和雇工受到了就業培訓，約24萬個新企業開始正式運營。”去年2月，英國國際發展部駐華代表處主任戴偉參贊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這樣介紹他們幾年來對華援助工作的成果。
與國際多邊援助相比，各國政府對中國的雙邊援助渠道以提供項目援助為主，輔以貸款轉貸業務等。從1995年起，外國政府的貸款轉貸業務及相關資產、債權等，都由中國進出口銀行直接負責。
事實上，中國與外國政府之間開展的國際雙邊無償援助起步較晚，自1982年以來，已有約包括比利時、丹麥、澳大利亞等20個國家和機構向中國提供過無償援助，而有償貸款的利率浮動在1%到3%之間，償還期為20至30年。
“總體而言，外援資金只占中央財政收入的較小比重。”查道炯坦言，“1986年后，外援外資再沒有超過中央財政收入的6%，比例很小的。”他表示，如果現在外援停止，最受影響的主要是一些包括設備、技術、人員等項目。
援助方向轉向環境保護
有的西方國家已經停止或準備停止對華援助，而有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正在尋求或調整對華援助模式。據2006年8月11日印發的《商務部關于對外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對華無償援助項目管理辦法》顯示，從2010年開始，澳大利亞將“穩中有降”對華援助；加拿大不再將中國列入重點援助對象，但會繼續保持對華合作；瑞典也將壓縮合作項目，尋求新的對華合作模式。
家住長沙的鐘瑋沒有想到，自己能見證最后一筆日元貸款之一的去處。國慶前夕，湖南省獲批105億日元貸款，用于在長沙5市和瀏陽11縣(市)建設16個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工程。10月6日，湖南省日貸負責人表示“資金已基本撥付到位，16個項目已經或正在啟動”。
隨著日本對華援助ODA的結束，取而代之的將很可能是“日中環境基金”，從而對中國的環境保護實施援助，推動中國的環境保護工作。這是發達國家對華援助基本思路轉變的例證之一。
現階段，大部分對華援助國都已開展對華環境項目。中國和挪威發展合作2000萬元的年度預算中，項目集中在環境保護領域；韓國對華援助關注林業生態建設；歐盟對華《國別戰略文件》優先領域仍為“促進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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