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新的名詞出現，慣于邏輯思維的人們總會問問這個東西是真實抑或虛偽，它對我們思想或實踐的意義何在？同樣，當“新粵商”、“新浙商”、“新魯商”等詞匯高頻地占據著眾多經濟類報紙和雜志的大幅版面時，我們會又一次嚴肅起來，去破解其中涵義：它們是按照地域還是依據籍貫劃分？這些詞是更側重商業還是更強調商人？哪里算“新”的濫觴？它們包含的文化認同感又怎樣體現？然而，如果將這些問題拉到鏡頭遠角，或許我們會發現為了一些并不重要的概念而斤斤計較，要付出太多成本。在這個不太嚴肅的時代，或許媚俗更是常態。
且不論“新魯商”的出現是闊綽有余的商賈借媒體之筆墨炒作的噱頭，還是媒體自個兒整出的花哨什子，我們只是用最原始的目光注視土生土長在齊魯之域的商人本色與其營造的商業氣氛，并希冀于觀察中收獲零星啟示。
追溯齊魯商史，可以更清楚地感受這個古韻悠悠的商邦興衰轉迭的嬗變。孔子的義利觀出現之前，以術致道的管仲獻計桓公，將齊國改為“股份制”，顯示了最早的商人智慧；范蠡泛舟到齊，戮力勤作，居家至千金，子貢于曹、魯間商通財達，這令無數后人渴望創出自己的“陶朱事業”、“端木生涯”；懷揣著孔孟的“義”、“信”理念與閃爍著商道的靈變睿智并不悖謬，真正可怕的是權力的威脅扼住通往自由之路的喉結，而這只“看得見的手”就是漢代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宣示。從此，“重農抑商”的思想瘟疫般瘋長，現在依然隱隱是魯人的傷疤；之后幾個朝代的魯商留下的只是短暫的豐饒記憶；直到明清，才又在周村出現了富庶之景，自然地會想到陳啟垣、孟洛川的紡織印染，想到瑞蚨祥的百年老號，或許我們從他們身上可以找到今天企業家精神的影子，從他們那里可以領悟到今日企業的常青秘籍。可惜民族的災難絕非一方商賈所能抗爭，面對戰爭的浩劫，他們毫無招架之力。具有強烈戀土情結的近代巨商，只能望著現實的瘡痍，喟嘆曾經的昌隆。
春來鵝毛起，當把視線從歷史移回現實，無論如何，每一個目前活躍著的企業家，都應該感謝改革的潤澤之雨帶來開放與自由的新市場。那么新時代的魯商，新時代的齊魯商業又是沿著怎樣的軌跡在前進？話落至此，人們又不約而同地把注意力聚焦到張瑞敏、黃鳴、季緗綺等人身上。的確，在任何時期，成功人物總是有巨大的影響力與代表性，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引領著期盼成功的人們，給他們以鼓勵與信念。但是想真切體察“魯商”的意味，僅從些許成功的企業家或企業那里得到是絕對不夠的，甚至是蒼白無力的。因為但凡成功，即使行業不同地域有別，卻都是較早地經歷了市場格局的洗牌，企業制度的蛻變，他們的共性反而更加突出。
所以，純正的魯商氣息應該去民間尋覓。散布在山東各地庸庸碌碌的小老板、小經理，這些人，作為個體無關宏旨，但當他們作為一個集體撲面而來時，卻決定了這個地方能否市繁業盛。看一看他們如何經營自己的行當，如何搭筑一小塊商業脈絡，如何為了一點機會而拼力爭取，要比討論他們是否懷有“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大略，是否對市場經濟有著無法遏止的責任感，是否具備商人應有的道德自覺更有意義。
毫不謙虛地講，山東商人理應是中華商人乃至東亞商人的代表。他們是最好地繼承孔孟思想的商人，而孔孟思想，自古至今一直是中華民族，乃至整個東亞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坐標。
山東商人大氣。他們喜做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大手筆，從商也不自覺地追求沙場鏖戰中的英雄氣魄，因此他們并不缺乏樹績立業的大志。然而當齊魯文化與商業文明狹路相逢時，大刀闊斧的前提是做到寂寞中安于靜守，并于冷靜處審時度勢。這種“于高天外看春秋”的清醒或許正是魯商們缺乏的品質。希望當他們以一種傲視群雄的姿態馳騁商場時，能于耳畔聽到“財富就在一碼之內”的古老諺語，并發現藏于細謹的商業寶石。
山東商人勤奮。先輩勇敢闖關東，現今無論是已經成名的張瑞敏、郭連海、張永舵等，還是千千萬萬個打拼中的魯商，都彰顯了山東人吃苦耐勞的品格。天道酬勤、吃苦為上，是山東商人的理念，這自然與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微言大義不謀而合。然而，苦干的精神在帶給山東人成功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山東人的進一步發展。雖然苦干和巧干在邏輯上并不矛盾，但是在強調執行力的時候往往會在創造力上落后。鮑莫爾認為：任何經濟體制都存在企業家的冒險精神，不同的是，這些企業家能否把聰敏才智貢獻給創新。山東之所以在經濟發展上稍遜于蘇浙粵等地，勤苦有余，靈巧不足應是原因之一。因而，魯商們應該在踏實邁步的同時，多用一點精力去思考通往終點的路上是不是有捷徑可以選擇。正如前面提到，若以猛夫之魯莽之于商業，即便如蜂蟻不知倦怠，也已偏離商道之向萬里矣！
山東商人守信重義。魯商骨子里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厚信篤誠是他們事業通達的籌碼，另一方面重義輕利又是他們難以有所大為的桎梏。如今，講誠信已是想成長久之業的世商都懂得并身體力行的商業規則，魯商也不能因此認為占據了太多的競爭優勢。隨著市場競爭的日趨自由，商無善買的雜色年代漸行漸遠，自利的企業反而會更加懂得“唯天下至誠，才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深刻涵義，更加堅定地秉持信義之則，恪守商業道德的隱形約束，從而最終湮滅爾虞我詐的市儈哲學。
如果說上面提到的三點反映了魯商的碧玉微瑕，那么，魯商與政治的微妙關系則成為牽制其健康發展的軟肋。所謂關系的微妙，即他們窮困時惡官甚極，劫富濟貧的沖動于民間隨處可聞可見，而一旦飛黃騰達，又燃起近官親政的官僚氣焰，走向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這種袖里乾坤的顛倒，或許是因為他們只相信行政的權杖才是捍衛金山的惟一法寶，或許這正源于魯商始終畏懼權貴的絕望感與宿命心理。由此，理想中心存高遠與現實里小富即安的矛盾反差，清晰地折射出魯人為商的不徹底性。因此，拋給今日魯商的詰問是：身處多元、開放的競爭市場，如何既保有商道傳統烙于心間的印跡，又能夠用更加開化的思路探尋新的商業環境對企業的要求，用敏銳的嗅覺感受市場競爭產生的微妙力量，以平和的心態適應規范的制度、標準的法律。
最后，需要再次絮叨：在向著小政府大市場改革的途中，在我們的商人孜孜求索“取勢、明道、優術”韜略的同時，社會能夠為他們獻上的綿薄之力莫過于平等的機會。在向民主經濟轉型過程中，惟有寬松的環境能使商人們施出全力，汲取傳統商業文化中的精髓，借鑒現代的商業理念，在繼承中創新。當我們的企業家精神能自恰于浩浩市場的廣闊空間時，我們的商邦才能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寓富于民的強大。（作者王蔚系山東財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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