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包容性是京商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吸納各地商人經營文化，不斷融合，形成以儒家文化為主的京商文化。
京商文化是具有開放性的，沒有兼容并包的特性就無法形成今日的京商。北京財貿職業學院院長王茹芹教授認為，與徽商、晉商等多為“走出去”的商幫不同，京商重在“走進來”。
歷史上的北京是典型的移民城市。金以來，歷次朝代更迭都帶來大量移民。以明代為例，明初洪武、永樂年間，北京地區至少有6次重要移民，包括大量商業移民。來自江蘇、山西等地的商人很快在京建店置鋪，使各地商貨產銷于京。永樂帝曾將南京“太醫院”的醫師，遷至北京另組為宮廷服務的“太醫院”。同時，原在南京開藥鋪的不少店主，也隨之移民北京。這樣，明朝時在北京就開設了不少藥鋪。現在我們已知的北京歷史最悠久的老字號企業鶴年堂，就創立于永樂年間。
來自國內不同地域的商人，以各自的經營傳統，掌控了北京城不同的商業行業，使北京商業街成為國內各地品牌商業集中之地。例如，山東人主營行業為飯館，代表字號有正陽樓、東興樓、天福號、泰豐樓等；浙東商人主營行業為藥材業、銀號業，代表字號有同仁堂、鶴年堂、千芝堂、永安堂等藥鋪，恒和、恒利、恒源、恒興等銀號；徽州人主營行業為茶葉、糧食等，代表字號有吳裕泰、張一元茶莊等。
深遠厚重的儒家文化造就了仁德為本、注重誠信的京商文化。王茹芹認為，北京是名臣名士集中之地，北京獨特的文化土壤涵養了京商，并使之成為國內商幫中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典型群體。
大量文人士大夫生活于北京，他們不可避免地會與京商發生各種聯系。而京商也因為與文人結緣而更具墨香、儒風。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僅就京商字號的牌匾、楹聯而言，“六必居”的牌匾出自明首輔嚴嵩之手；“榮寶齋”的匾由清末狀元陸潤庠所書、“茹古齋”匾為翁同龢題寫、“悅古齋”出自學部大臣寶熙之手。
京商的不少經營者本身就具有文化人的身份，王致和、一得閣的創始人都是會試落第的舉人。許多官員也經商，如內聯陞的開店資金就來自一位姓丁的京官；在明代，據傳連嚴嵩家里都開設店鋪。文人經商，很自然地將所信奉的仁、義、禮、智、信的儒家文化理念應用于商業經營。
京商在經營中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能自覺將儒家文化與誠信的商業文化結合。同仁堂抱定“同修仁德、濟世養生”的經營宗旨，制定了“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的堂訓，深刻反映了儒家倫理和文化對京商的影響。在京商字號中，如今尚存的以“仁”、“德”命名的字號眾多，如“全聚德”、“南慶仁堂”、“仁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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