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藏傳佛教是顯密兼修的，不單純是密教。藏傳佛教中最大的教派是黃教（格魯派），其理論基礎為中觀學，與漢傳佛教禪宗是一致的，差別在于具體修持方法。
二、黃教中最為重要的崇拜對象為“三部主”，又稱“智悲力三尊”、“智仁勇三尊”，分別為佛之智慧曼殊師利（文殊）菩薩、佛之慈悲觀世音自在菩薩、佛之威力金剛手菩薩。藏傳佛教修持法門《三部主合修略軌》中，亦以文殊咒排在第一位。當然三部主都是大菩薩，地位是一樣的，但文殊菩薩的排序顯然先于觀音菩薩。而古代清朝皇帝被藏傳佛教奉為文殊菩薩化身、DALAI喇嘛被奉為觀音菩薩化身。換句話說，在藏傳佛教幾位主要領袖中，清帝的排序先于DALAI。
三、BANCHAN在藏傳佛教中被認為是阿彌陀佛化身，而觀音菩薩又是阿彌陀佛的化身，因此BANCHAN與DALAI的宗教地位是一致的。不過BANCHAN實力較弱，所以政治地位低于DALAI。乾隆二年，他擁有寺院327所，喇嘛13670人，農奴6752戶。而DALAI擁有寺院3150所，喇嘛302560人，農奴121438戶。
四、黃教以丹甘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倫布寺為四大主寺，散布各地的大小寺院為屬寺，每個主寺下有若干屬寺，有的屬寺還有自己的屬寺。XIZANG封建主向黃教布施了大量財富，如地產、莊園等。主寺、屬寺各有自己的農奴和莊園，在經濟上相對獨立。但是，屬寺的主持（堪布）需由主寺派出，由此形成一個嚴謹的教會組織。
五、黃教教會原本并不掌握政權。17世紀帕竹政權衰敗，白教教會聯合其他勢力打擊黃教，于是黃教引來蒙古軍隊，在XIZANG建立了蒙古王公固始汗的世俗政權，確立了黃教獨大的地位。這個世俗政權后來臣屬清朝。清朝對XIZANG統治的確立，始于XIZANG世俗政權的臣屬，而不來自黃教教會。XIZANG世俗政權曾奏請清帝廢黜六世DALAI喇嘛，清帝予以批準，六世DALAI被XIZANG世俗政權押解赴北京，途中去世。
六、康熙五十六年（1717）準格爾人入藏，消滅了依附清朝的XIZANG世俗政權（拉藏汗），清軍擊退準格爾人后，任命駐藏大臣代表清帝管理XIZANG，并委任世俗貴族擔任各地官長。但是世俗貴族之間紛爭不休，經常發生內訌，甚至發生謀殺駐藏大臣的惡性暴亂。暴亂期間，七世DALAI曾要求各地效忠清廷，抵制謀逆者。因此，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除曼殊師利菩薩，乾隆皇帝又被尊為長壽佛）委任DALAI介入XIZANG政權，與駐藏大臣地位相等。黃教教會因此擁有XIZANG政教大權。
七、清帝和DALAI的宗教地位也許是相等的，但清帝的排序先于DALAI。不過，清朝和XIZANG的政治地位絕對不是對等的。清帝即是XIZANG的世俗統治者，又是藏傳佛教的主要領袖。DALAI之所以能夠成為XIZANG的世俗統治者，則是由于清帝的委任。
八、民國成立后，XIZANG統治者認為已結束對清朝的責任，可以DULI，因此除學僧外，驅逐所有在藏漢人。而后幾大勢力相互攻擊，DALAI一系占據優勢，BANCHAN被迫離開XIZANG，避居青海。1949年建國后，BANCHAN派代表前往北京請求援助，并在大軍入ZANG時給予大量支持，因而得以返回扎什倫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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