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世紀中后期的經典現代化研究
20世紀50～70年代，中國現代化研究處于低谷，現代化研究的文獻比較少；從1977年開始，現代化研究的文獻開始增長（表2-17）。目前，現代化研究的中文圖書超過1千種，中文論文超過2萬篇（表2-15）。這些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經典現代化的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外文文獻的翻譯和推介等。有關論著詳見參考文獻。
（1）經典現代化的理論研究
經典現代化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研究、中外現代化比較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研究和中國的地區現代化研究等。代表性的工作包括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主編的《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叢書》和《現代化新論》（羅榮渠，1993）等。
世界現代化研究：世界現代化（孫顯元, 1991；羅榮渠, 1993；錢乘旦, 楊豫, 陳曉律, 1997；夏誠, 1999）、拉美現代化（金計初等, 1992；曾昭耀, 2000；蘇振興, 2006；韓琪，2009）、亞洲現代化（張蘊嶺, 2001；姜桂石，姚大學，王泰, 2005；盛邦和，井上聰, 2005）、東亞現代化（羅榮渠，董正華, 1997；吳建華, 2004）和中東現代化（彭樹智, 1997；中東, 哈全安, 2006）等。
發達國家現代化研究：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丁建弘，1999）、美國（李慶余等, 1994；張少華, 1996）、英國（錢乘旦, 1988；王章輝, 1999；錢乘旦, 2000；潘迎華, 2005；王鼎, 2008）、法國（端木美等, 2001）、德國（裘元倫，1980；郭少棠, 1992；羅瑩, 2004）、瑞士（馬丁, 2005）、澳大利亞（黃燁菁，歐陽歡子等, 2005）和日本的現代化（劉天純, 1995；王家驊, 1995）等。
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姚志學, 1993）、韓國（尹保云, 1995）、印度（林承節, 2001）、巴西（吳紅英, 2001；張寶宇, 2002；董經勝, 2009）、墨西哥（曾昭耀, 1996）、南非（艾周昌等, 2000）、埃及（畢健康, 2005）和俄國的現代化（劉祖熙, 2000；張建華, 2002）等。
（2）經典現代化的應用研究
經典現代化的應用研究主要包括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教育現代化、城市現代化和管理現代化研究等。農業現代化研究的文獻比較豐富。
（3）外文經典現代化文獻的推介
外文經典現代化文獻的中文翻譯包括：《經濟成長的階段》（羅斯托，1962）、《人的現代化》（英格爾斯，1985）、《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摩爾，1987）、《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的經濟學》（羅斯托，1988）、《現代化：抗拒與變遷》（艾森斯塔德，1988）、《現代化的動力》（布萊克，1988）、《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頓，1989）、《比較現代化》（布萊克，1996）等。
3、20世紀90年末以來多學科的現代化研究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學者的現代化研究進入“百花齊放”的時期。經典現代化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繼續推進，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研究引起廣泛興趣，多種新的現代化理論被推介，提出第二次現代化理論和綜合現代化理論等。
（1）經典現代化的理論和應用研究
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經典現代化的理論和應用研究繼續占有重要地位，農業現代化、教育現代化、城市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等受到重視。
（2）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研究和文獻翻譯
一般而言，現代性是現代化的結果，后現代性是后現代化的結果。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研究具有很強的闡釋研究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關于現代性、后現代性和后現代主義的外文文獻的中文翻譯大量出現。例如，《后工業社會的來臨》（貝爾，1997）、《后現代狀態》（利奧塔，1997）、《現代性研究譯叢》（周憲，許鈞，2000）等。
（3）第二次現代化的理論研究
1998年中國學者何傳啟提出第二次現代化理論，1999年以來出版《第二次現代化叢書》7本，2001年以來出版《中國現代化報告》年度報告9本。第二次現代化的理論研究采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強調實證研究和定量分析。
（4）外國新現代化研究文獻的推介
外國新現代化研究文獻的中文翻譯包括：《自反性現代化》（貝克，2001）、《自由與資本主義》（貝克，2001）、《風險社會》（貝克，2003）、《現代化與社會轉型》（查普夫，2000）、《反思現代性》（艾森斯塔特，2006）等。（摘自：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中國現代化報告2010》 何傳啟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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