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標題”是報人的硬功夫之一。遇到不好做標題的新聞稿，編輯往往要冥思苦索，耗費不少腦細胞。難做題的，有的是新聞點太多，不知從哪個角度提煉才能更精到，這算得上是幸福的煩惱。有的則是實在找不出新聞點。以致一位媒體人曾告訴新編輯一個判別稿件有無新聞的簡單辦法：有新聞的稿子，一定能做出標題；做不出標題的，多半就是無新聞。
今年兩會上，一些來自基層的代表，在各大媒體上也頻頻“露臉”。基層代表“敢于直言”的風采甚至引起了境外媒體的關注，并被評為兩會亮點。一篇報道中就提到：“一些出身基層的人大代表，往往出口即是‘標題’，成為媒體的最愛。”
這恐怕是因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柴米油鹽是不是漲了價，“蝸居”“房奴”的日子多緊巴，“蟻族”是否該逃離“北上廣”，新生代農民工的真實生存狀態……對于這些民生問題，基層代表的發言往往直指要害，張口就是“新聞點”。
難怪高層領導也愛聽基層代表發言。溫家寶總理在征求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時，就專門把基層代表請進中南海。面對10位來自基層的普通群眾，溫總理表示“你們生活在基層，最了解實際情況。政策制定的好壞和成效，你們最有發言權。”
基層代表之于兩會的意義，由此可見一斑。這讓我們對今后的兩會抱有更多期待。因為，在提請全國人大審議的選舉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應當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應當有適當數量的基層代表，特別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代表。”而修改選舉法的初衷正是在于進一步增強人大代表的廣泛性。
然而基層代表數量的增多，與來自基層的聲音更有力也不能畫等號，關鍵是每個代表都能發聲、會發聲、敢發聲。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也有一些基層代表“不敢”舉手發言，只做默默的傾聽者；有的代表一開口就是“我是來學習的”。說到底，一些基層代表仍存在不敢說、不會說的問題。特別是“新”代表們，在剛剛當上代表的時候往往因為不敢說、不知道該怎么說而“沉默不語”，等到“摸”出點門道“敢”說了，兩三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一屆就5年，兩三年“無語”或“少語”無疑浪費了寶貴的建言獻策機會。
因此，如何選擇有履職意識和履職能力的人當代表，如何改變基層代表們就任之初的不適應，有效縮短履職“不適期”，都是關鍵問題。多點“2億農民工的代表”胡小燕們、多點帶著66本“民情日記”的梁啟波們，多點拿著“代表賬本”的毛金芳們，基層代表的聲音才能多起來、“響”起來。(劉晶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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