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３月４日電（記者馬述昆 許雪毅）日益加速的經濟和城鎮化進程令中國現行戶籍制度遭受越來越多的質疑。參加兩會的一些全國人大代表認為，戶籍改革勢在必行，關鍵在其背后利益機制的調整。
但他們同時表示，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推行，必須在改革中完善相關的體制和法規。
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中國的戶籍制度是５０年代根據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制定的。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特色的戶籍制度到了應該調整的時候了。
１９５８年，中國頒布了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一套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中國按照戶口身份來執行科教、衛生、醫療、就業等一系列政策。
“當時社會資源供給不足，頒布這個條例有利于穩定整個社會。”戴仲川說，但是現在不一樣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戶籍制度已經成為農民融入城市的屏障，這不符合現代化發展的進程要求。
“農民工在為城市建設作貢獻，應該得到與市民同等的待遇。”戴仲川說。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長泰縣巖溪湖珠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陳文東說，村里３４００多人，轉移到城市打工、做生意的有１４００多人，都是４０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都期盼戶籍改革，不然農村人城市人入學情況不一樣。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西安村黨支部書記章聯生也關注戶籍制度改革，但他關注的不是“農轉非”而是“非轉農”。
“像我們村，資產達幾個億，這都是以前大家集體創造的，如果戶籍打破了，后面進來的人想落戶農村，財產分紅如何分配，會引發糾紛，產生新的矛盾，影響社會穩定。我在基層工作了３２年，已經多次發現這樣的糾紛。”他認為戶籍制度一定要打破，促進人口自由遷移，但改革要一步步來，要細化完善相關的法律。
“戶籍制度并不是簡單的一個戶口，而是涉及基礎教育、住房、公共設施擴容等方方面面問題，改革的實質是調整戶籍制度背后的利益機制，比如財政體制。”戴仲川說。
他認為，涉及利益機制比如財政體制的問題比較復雜，但并非沒有辦法解決。他舉例說，目前，為發展貧困地區農村教育，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將錢撥到農村，而一部分農民工子女隨父母流入城市，城市吸收農民工子女的學校得不到相應的教育投資，這是個問題。事實上，可以考慮開發“教育券”，把用于農民工教育的錢撥給需要接受教育的農民工，讓農民工自由選擇，不管子女留在農村還是流入城市，受教育的經費都有保障。
戴仲川建議，戶籍改革穩妥推進，要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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