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8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在北京召開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與轉變發展方式”為主題的改革形勢分析會。國家發改委等單位的政府官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共五十余人參加了會議。
周天勇在中改院“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與轉變發展方式”改革形勢分析會發言
我想說明的是：就是一個國家產業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錯位，以及每千人口擁有的企業數量，主要是小企業的數量，是形成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的基礎性的兩個重要原因。2009年我比較過拉美、東亞、印度和中國的收入差距，計算了一些數據，我覺得除了剛才各位老師說的形成收入分配及財富貧富差距的原因外，還有兩個基礎性的問題。
第一個觀點：中國產業結構中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偏差是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并且持續拉大的基礎性原因。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標志是基尼系數太高。我們大概算了一下，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大概是0.37左右，城市內部也就0.34，但是，兩項綜合就成了0.47。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造成整體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的一個較為重要的因素。現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每年都在拉大，要找準是什么原因拉大，據其決定通過一個什么思路去解決問題。
我們在比較中國產業結構的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發現中國的結構偏差非常大，從2007、2008年GDP的生產結構大體是10%、50%、40%，從勞動力就業結構看，第一產業是40%，第二產業是26%，第三產業是34%，如果你從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分配關系看， 40%的人創造了10%的GDP，也就意味著40%的農業勞動力和54%左右的農村人口，分配10%左右的GDP。你怎樣縮小城鄉差距？這就形成一個麻煩，你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得越慢，增加值下降的速度越快，如果農民工中80后、90后不再給農村家里寄錢，城鄉差距就會就越來越大。我看了一下發展階段在人均GDP2000美元左右的許多國家，它們服務業的增加值在60%左右，服務業的就業是65%。所以，現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就是兩種思路。一種是加大對農村和農業投入，但是，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下降，是一個全世界性的經濟規律，誰也阻擋不了，如果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過慢，與農業增加值下降速度不相適應，加大投入也縮小不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結果必然是持續拉大。因此，縮小城鄉居民間的收入差距，關鍵是要把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農村剩余人口轉移出來，與農業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下降相適應。
通過各國的數據比較，在一定人均GDP發展水平上，城市化和服務業發展比較滯后的是中國和印度。印度目前人均GDP水平在1000多美元時，城市化水平只有30%，中國目前人均GDP3200美元時，城市化水平只有46%左右，而大部分國家在人均GDP2000美元階段，城市化水平在60%左右，服務業生產比例在60%左右，就業比例在65%左右。城市化水平和服務業生產和就業比例之間是有非常大的相關性的。服務業就業的比例和城市化的水平是有非常大的相關性，也就是城市化的水平越高，服務業的產出和就業水平越高。而城市化水平低，是服務業生產和就業難以擴張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個觀點：一個國家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的數量多少，與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成反比，數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小，反之，數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大。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的較多，可以改善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在GDP中的分配關系，實際也會改善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數量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較多。一個國家，企業結構中99%的是小企業。
就此，我們進行了國內和國外的比較，比如說20世紀50年代初，臺灣、韓國登記和非登記企業，每千人口擁有的數量與我們差不多。我們不是按大中小企業結構這么算帳，而是每一千人口擁有著登記和非登記企業的數量。把這個數量加起來按從業人口平均，最后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你把全世界的各個國家的企業數量，拿里邊的從業人數除，一般一個企業10人左右。比如說香港9.5個人，就好像是一個統計學上的大數定律一樣。比如說把咱們國內的五個個體戶，因為一般一個個體戶兩個人從業，五個個體戶折成一個企業就是十個人。再加上注冊登記的企業數量，拿總人口除，2007年按照工商總局的數據，每千人口是11個。這個數據比韓國和臺灣，德國、法國、英國都要低，一般是他們的五分之一左右，一般這些國家的總人口除上他的非登記和登記企業數量，是50個左右。后來我們又做了個工作，實際失業率、基尼系數與每一千人口企業數量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每一千人口擁有的企業數量越多，基尼系數越低。每一千人的企業數量越少，他的基尼系數越高。
我們又把國內的數據進行了計算，2007年，上海、北京每一千人口是三十幾個，二十幾個企業。浙江江蘇一般是九個企業，最近經濟普查出來以后，我們沒算。最后我們就把他的城鄉差距和基尼系數，以及人口從業率，進行相關性分析，凡是每一千人口企業數量多的地方，城鄉差距就小，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也明顯很低。
學術界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在發展過程中，先是低，后來高，再后來低，呈現倒U型。世界上有三種模式是這個規律，就是中國模式、印度模式和拉美模式，印度現在0.38了，拉美模式比較顯著，它的基尼系數往下移動的力量非常小。但是從東亞模式分析看，不一定是這樣。但是就是一個個例呢，就是韓國、臺灣，包括日本，韓國開始的基尼系數很高，后來下來，最后就平，它不是那樣一種倒U型的；臺灣是更明顯，它的基尼系數變化曲線幾乎是一個平的，甚至稍微有點微笑曲線的狀態。
國內數據分析的結論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少的地區，比如說貴州、甘肅等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不到兩個，城鄉差距就大，基尼系數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業數量多的地區，比如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等地，城鄉差距明顯小，基尼系數也較低。從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看，擬合度非常高。
我這兩個觀點要說明的是，中國要降低基尼系數，一是需要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和農村人口，推進城市化，二是鼓勵創業，大力發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業的小企業，以改善創造和分配財富的結構，使收入分配和財富分布的格局公平化。周天勇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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