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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轉調”指標之變
得到普遍認可的是,“十二五”規劃的重點在于推進轉方式調結構。著力于此,規劃指標體系的設置亦會做大的調整。
李新運在研究報告中建議,設置三次產業結構、進出口額占GDP比重、固定資產投資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比重、城鄉居民收入等指標。將消費率或者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納入“十二五”指標體系,從擴大內需和分配公平角度關注經濟發展的結構調整。
實際上,增加居民收入不僅僅是民生問題,也同樣是轉方式調結構的重點。因為只有居民收入增加,才會有效擴大內需,進而實現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的結構調整。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隨之浮出水面。前述省發改委的內部人士向導報記者坦言,若想5年內使居民收入翻番,難度頗高。依此測算,居民收入年均增長率須達14.9%,但是這樣的收入增幅對國內大多數省份而言,并不現實。
“預計在‘十二五’規劃中,會爭取使居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他說。
“轉調”同樣涉及經濟發展引擎的調整。“十二五”將把城鎮化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前一輪經濟發展的引擎是工業,這引發的問題顯而易見———土地的城鎮化快于人口的城鎮化。在許多開發區,農民的土地轉給城市開發,但相當一批失地農民仍然游走于城市邊緣。許多外來務工人員的就醫以及子女的義務教育,遠未達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水平。
相對于諸多新增指標,GDP增速仍將是得以保留的重要預期指標。導報記者發現,在此前數個五年規劃中,GDP增速規劃目標明顯低于實際完成值,那么“十二五”規劃中,我國GDP預期增長目標會否相應調高？
李新運認為,GDP指標規劃值低于實際運行數據,既有“留有余地”的考量,也意在體現引導作用。因為設置偏低的增速,可以弱化GDP導向。
在他看來,經濟增速是“十二五”規劃的核心指標,我國現階段社會事業的發展、擴大就業、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需要較高的GDP增速做基礎。改革開放32年（1978-2009年）,全國GDP平均增速為9.8%,“十一五”前4年全國GDP平均增長10.7%。根據定量測算和定性分析,李新運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的GDP增速設定為9%較為合適。
但基于前述原因,“預計‘十二五’規劃中,會將年均經濟增速指標確定為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