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指標更適合中國
一些專家認為，對這次世行調整中國GDP總量指標，應以此為契機，更深遠地看待中國GDP“掛帥”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曹紅輝指出，尤其像中國這樣引進外資特別多，GDP總量中有近40%是外資企業創造的狀況，更應該意識到，反映中國人民的國民財富的指標GNP（國民生產總值）比反映中國境內包括外資企業的GDP（國內生產總值）更能代表和體現中國的真正實力和國民生活水平，“因為外資企業和眾多跨國公司創造的產值和利潤，并不屬于中國，加上稅收多被減免，他們所制造出來的數字，并不能帶給中國國力和國民福利實際的意義。”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向《瞭望》新聞周刊進一步解釋說，“國力”作為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可以有兩種含義，一種是在地理意義上國家的產出，另一種是在要素所有權意義上的產出。前者是GDP，后者是GNP。
“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們忽略了后一種意義上的產出。事實上，只有后一種意義上的產出才是一國國民能夠支配和享用的財富，才有福利的意義?！彼麖娬{。與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國生產要素的財富創造能力，更直接體現國民福利的增長。
張幼文指出，在發達國家，GDP與GNP比較接近，因此常用GDP來衡量并沒有什么問題。然而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國國力，其中的巨大差異則會導致對中國國力與財富創造能力的嚴重高估。
因此，他分析說，這也就是為什么世界銀行用平價購買力一算，就與原來的差別那么大的原因，“本國要素的收益是本國國民福利的直接體現，而外國要素的收益則是外國國民福利的體現，即使這些要素存在于本國甚至其將收益進行再投資，也沒有改變其國民屬性，因而也不是中國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p>
“正確評估國力，才能提高經濟發展、開放效益和對外談判的主動性。”張幼文認為，應該建立新的指標體系來真實反映中國的實際經濟水準，其原則是：排除不直接體現國民福利與增長發展意義的指標（如外資數量），分離因經濟全球化造成的指標變異（如GDP、外貿總值），強化更加直接真實反映國民福利和國民財富的指標（如來自外資企業的稅收、外貿增加值，居民可支配收入、GNP等）。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也向《瞭望》新聞周刊表示，必須把最大化本國人民的福利作為經濟工作的目標，“首先是以盡可能增加本國人民長遠收入為經濟政策上的導向。這不僅要求我們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和社會公平，注重保護環境和資源，而且要求我們更加注重增加GNP和人均GNP，而不應當單純追求GDP?！?/p>
他總結說，“只有GNP才能說明本國人民的凈收入。沒有增加本國GNP的GDP增長，不應當是和諧的小康社會追求的目標?！?/p>
改變要素價格扭曲
“一直以來中國GDP被國際市場高估，此問題與人民幣匯率低估是同一個命題”，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劉煜輝分析，這也本質上反映了中國的要素價格體系仍存在系統性扭曲。
在他看來，中國許多產品價格沒有體現其真正的成本和價值，如土地、石油、煤、水、電、勞動力等。造成這種狀況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勞動力轉移沒有完結，人口紅利還在，以及地方政府對經濟過度干預導致收入分配扭曲，傾斜于資本和政府部門，勞動力報酬所占比重大幅下降等。
如此一來，導致貿易部門（制造業）價格低廉，所以非貿易部門（服務部門）也難以發展。這樣長期被壓制的通脹，導致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升單純地轉化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即本幣購買力的增強。
他認為，這種情況正在改變長期累積的通脹壓力，“在近些年全球貨幣泛濫所導致的原材料價格上漲，中國資源、人口、環境等紅利快速消退的情況下，通脹壓力正在加速釋放，資產泡沫膨脹，成本推動的通脹開始蔓延。”他估計，世界銀行下調中國GDP的趨勢，將隨著中國價格體系的逐步理順而繼續。
因此，他建議，我國應有序地理順被扭曲的價格體系，進行結構性改革，并從五個方面著手：一是國家資源收益必須公有化；二是必須放開私人資本進入壟斷產業的限制，形成競爭機制；三是要將過高的政府儲蓄率降下來，減少財政對競爭性行業的轉移支付，加強政府在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加大勞動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四是加快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真正轉變政府職能；五是要大幅提高個人收入，大幅降低個人所得稅。（記者叢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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