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前的董家大院破敗不堪。資料圖片
老人遺愿
慰安所展覽館特別“講述”了李連春老人的故事。她是滇西唯一站出來為自己討清白的慰安婦。李連春是龍陵臘勐白泥塘人，日軍占領她的家鄉后，她在割、賣馬草的途中，多次被日軍強奸。出嫁后因失過身被丈夫家看不起而出逃，途中被日軍抓到臘勐慰安所當了慰安婦。被蹂躪一年后，在慰安所打工的同胞幫助下，她才逃出虎口。
幾年前，她勇敢站出來，公開自己曾經遭遇的苦難，指認日軍的罪行。不識字的她說：“我很窮很窮，我一生什么都沒有。我最寶貴的是我的身子和清白，但是卻被鬼子奪去了。我要到日本去，不是要錢，不是要名譽，我要的是用錢買不到的東西——我的清白。”因為種種原因，她沒有成行日本，而在2004年1月10日，懷著莫大的遺憾去世了。
“我們不會放棄，我們會想方設法幫母親完成遺愿。”李連春的女兒高玉蘭對記者說，感謝政府修建慰安婦制度罪行展覽館，保存母親被迫害的證據。“這是國家的災難，我們希望得到民間團體的幫助，繼續對日追訴，更希望國家出面，幫我們討回公道。”她說。
正史
“活著的見證者越來越少了，通過展館，告之世界，警示后人。”
野史“登堂入室”
“中央撥款200萬修建展覽館，這是一個信號，慰安婦制度罪行研究和追訴已經引起中央的重視，不再是民間的小打小鬧。” 日軍慰安婦史實專家、曾任保山市隆陽區史志委主任的沙必璐說，90年代初，政府、民間基本都不清楚慰安婦制，現在它已“登堂入室”成為“正史”，而不再是“野史”。“這么重要的意義，也許出來打官司的幾名董家人還不明白。”她感嘆：“這反映出，我們的國民精神教育還很不到位。”
蘇智良教授告訴記者，類似董家溝慰安所罪行展覽館這樣的展覽館，將不會是孤例。此前，中宣部專門開過會，要在全國建一南一北兩個慰安所罪行展覽館，一個在云南龍陵，一個在黑龍江。“活著的見證者越來越少了，通過展館，告之世界，警示后人。” 他說，“在這樣的重大歷史真相探尋上，在對歷史文物、資料的保護上，政府不應該缺位。相對朝鮮、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盡管我們做得晚，但也是越來越重視了。”
龍陵縣委宣傳部一名負責人說，無償捐贈抗戰遺址的情況很多，比如李鑫故居，這位革命先烈的后人把家捐給政府做幼兒園，政府專門開辟出一塊地，做紀念館。“那也是個大家族，也沒說因為捐贈出現利益扯皮。”她表示，日軍對國人的迫害，龍陵縣是個重災區，如今爭取了國家的支持來修建這個日軍罪行展覽館，“我個人認為，說明國家對這段歷史是確認的，對中國遠征軍在戰爭中作出的犧牲是認可的，對日軍犯下的罪行是嚴厲譴責的，這是國家的態度。”
老宅價值
學者們也許不知道，董家后人董淑靜等不是因為不明白慰安婦展覽館的意義才主張產權，恰恰相反，他們很清楚這個意義，只是換了一個詞，稱之為“價值”。
董淑靜的丈夫黃煒告訴記者，董家大院的慰安所經歷，目前被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在全世界都有名。“它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價值和文物價值，將來更是會升值的！也許到達幾百萬、上千萬，相當于整個龍陵縣幾年的財政收入。”以前，他們家族就想過要如何來保護開發老宅的“歷史文物價值”。但因為一個家族的力量太小，而且人員分散在世界各地，無力擔此重任。
“現在被捐給了政府，由政府開發，也是好事。”他說他還向縣政府建議，打造抗戰文化旅游鏈條，形成一條全新的旅游線路。“慰安所的旅游價值不可估量。我們只是希望政府要尊重我們的那小部分私權，以誠懇的態度和我們協商。”
龍陵縣委宣傳部相關負責人表示，董家溝雖然納入抗戰文化旅游，但不是可收費旅游項目，包括抗戰廣場和抗戰博物館，可以作為一個景點，但絕不會收門票，“沒有任何的商業性質在里面。”
近兩年，隨著《我的團長我的團》和《滇西1944》等影視劇的熱播，滇西抗戰旅游也熱起來，游客蜂擁而至。“但龍陵似乎還沒有準備好”，沙必璐說，“像松山大埡口遺址，10桌以上的接待能力都沒有。”
為盡快進行保護開發利用，2009年下半年，龍陵縣委、縣人民政府決定對抗戰遺址進行保護利用規劃。松山戰役遺址、董家溝日軍慰安所舊址、惠通橋遺址、龍陵城區駐龍日軍司令部舊址、駐龍日軍軍政班本部舊址等都規劃在其中。目前，龍陵縣城建局正在籌劃建一個旅游小鎮，有人提議在大埡口村設計一條街道、打造旅游小鎮、建松山抗戰紀念館。這些景點將與騰沖國殤墓園、抗戰博物館聯動起來，共同打造抗戰文化品牌。
“保護慰安所罪行遺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地方政府發展旅游經濟、保障公民的私有權利，三者是完全可以統一起來的”，蘇智良說，“讓人欣慰的是，日軍在滇西犯下的種種罪行，遠征軍的抗戰功績，慰安婦血淚斑斑的悲慘遭遇，這些歷史正被人們一點點認知和重視。”
統籌 郭敏 采寫曹紅蕾(云南信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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