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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偏離實際應用,評審不夠公正
據統計,我國每年產生多達4萬項的科技成果,但成果轉化率僅為25%(發達國家達80%),產業化率則不足5%。也就是說,投入大量科技資源研發出來的多數成果被束之高閣。同時許多產業卻面臨核心技術缺乏、關鍵元器件受制于人的窘迫局面。專家分析,科技評價和獎勵的導向偏離實際應用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
全國政協委員、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蘇國萃告訴半月談記者:“重論文輕實用、重數量輕質量、重經費輕成果、重獎勵輕轉化的結果,是引導科研人員關注論文專利數量、獲獎和排名等科研的‘副產品’,而不是關注科研本身的創新性和研究成果的轉化、推廣和應用,導致許多科研成果獲了獎就到此為止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學科學院教授秦伯益表示,很多重大成果需要科研人員付出長期、甚至一生的代價。達爾文寫出《物種起源》花了27年,李時珍完成《本草綱目》花了29年,孟德爾發表遺傳規律的論文后35年無人問津,后來被外國科學家證實時孟德爾已去世15年了。“現在,中國的科學家等得起嗎?社會實踐原本是最權威的科技評價依據,在我國卻無法以此為依據,這是令人感到非常尷尬的事情?!?/p>
“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抑或是重大科技專項或重大科技工程,一些強勢單位、強勢人員往往排名在前,而真正解決關鍵技術、核心技術的單位與一線科研人員卻排名靠后,甚至得不到體現。這顯然偏離了科技進步獎主要獎勵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的初衷,挫傷了科技人員潛心鉆研技術的積極性?!闭勂疬@些現象,蘇國萃痛心疾首。
對個人而言,獎勵與個人的職稱評定、職務晉升、工資待遇、院士評選、創新團隊申報、下一步的科研項目獲取等息息相關。對單位而言,則是與單位名望、科研項目經費競爭與分配、領導的政績與升遷等緊密關聯。這導致不少單位和個人絞盡腦汁、不遺余力地包裝項目,追逐獎項,這與設立科技獎勵的初衷漸行漸遠。
蘇國萃告訴半月談記者,目前的評審往往要求評審專家在一兩天、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對幾十、上百份的申請書或報獎材料進行審驗,評審容易走過場或評錯;個別專家利用草擬項目指南、立項評審的機會,使項目集中到與自己有利益關系的少數人及其下屬單位或組織。
朱星表示,與科技先進、經濟發達國家相反,我國科技評價缺少具有獨立資質的第三方機構。特別是缺乏嚴厲的監督、后評估和懲戒機制及相關法律,給造假者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