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路
武松濤是中國派往ITER項目的首批科技人員之一，他回憶，在2002年之前，“我在國際會議上做EAST全超導托卡馬克研發進展報告，沒人真的相信我們，外國專家都說你們中國不可能做出來”。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二機部相關單位就開始著手可控核聚變的研究，到70年代，中科院物理所、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等研究單位及一些高校開始布局研究，至今，可控核聚變已經形成了兩大基地，分別是中科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和西南核工業物理研究院，兩個研究機構開發的托卡馬克裝置都有部分技術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
“未來聚變堆必須是超導的。”武松濤說，1998年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EAST(全超導非圓截面核聚變實驗裝置)工程立項之后，希望獨立建造一個全超導的托卡馬克，當時外國同行都不相信中國用2000萬美元能完成這樣的任務，武松濤清楚地記得國外研究者們“高傲的姿態”，他們在私下里將中國的計劃稱為“Paper Work”(紙上談兵)。2003年中國加入ITER談判時，國際方面曾專門派出一流的專家團對中國的核聚變研究能力做評估，評估團第一天在北京，第二天就趕到合肥的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當時EAST裝置正在組裝，國外專家在參觀了組裝部件和計劃之后，才做出評價說，“中國有能力進行超導托卡馬克的研究”。
2003年之后，我國加入了ITER談判，國際上為選址爭論不休的時候，國內的可控核聚變研究則順風順水，2006和2007年，EAST兩次放電成功，標志著中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同時具有全超導磁體和主動冷卻結構的托卡馬克”，美國一名核能專家評價為“對世界聚變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的先進科學設備”。
ITER計劃除每個成員方必須承擔建造費用、具備相應的核聚變研究能力外，還規定，如果成員方不能按時完成所承擔的任務，其任務將交由第三國完成，承擔國支付所有的經費。在這樣的規定下，ITER將整個計劃分成96個大采購包，有的采購包又被分成若干小包，關于目前采購包的分配，武松濤表示，這是理事會的無奈之舉，“每個國家都愿意要附加值高的部分”，就是說，大家都想做核心技術研發，為平衡各方承擔的采購包任務，考慮到時差，當時的ITER負責人不得不每天早晨5點與各國電話協調，最終把大型的核心技術采購包分解，由幾家一起來做。
中國承擔了采購包的12個部分。在整個96個大采購包中，最核心部分主要是超導磁體技術、中子屏蔽技術、交直流變流器和高壓設備三部分，中國在這些部分中都有作為，分別承擔鈮鈦超導導體69%的項目、全部大型超導校正場磁體、全部超導饋線系統、40%的屏蔽塊以及10%的第一壁材料、62%的變流器和全部高壓設備等等，與以往相比，我國首次在國際大型合作項目中承擔如此多的核心技術研發。
在完成ITER計劃份額外，中國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通過這次實踐培養自己的核聚變人才。
羅德隆告訴記者，整個項目的技術問題，共有兩個部分:一部分叫產出知識產權，是參與各國在計劃實施中創造的新技術，是共享的;另一部分是背景知識產權，“就像婚前財產公證一樣”，即在項目前各國的技術積累有權利保密，只規定了向成員國優先轉讓。中國必須通過在ITER項目中的實踐，努力發展自身的研發能力，因為當ITER項目完成后，各國進入示范堆建造，在技術上的競爭才真正展開。“中國必須在前期就開始投入，否則到時候人家研制出來咱們再買就被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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