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總工會與深圳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最近完成的“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給新生代農民工畫了一幅群像，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特征、就業(yè)狀況、勞動關系狀況、生活狀況、身份認同與未來期望有了詳細描述。
據(jù)了解，此次調查覆蓋深圳全市，滲透到各個區(qū)域和行業(yè)，以問卷調查和訪談為主要形式。問卷發(fā)放有直接到企業(yè)和隨機兩種，對15個街道辦事處、167家企業(yè)進行了抽樣調查。另外，還對部分農民工進行了訪談。
調查發(fā)現(xiàn)，深圳新生代農民工占農民工比例已達73.8%，他們除了具有與老一代農民工相同的吃苦耐勞、勤奮工作、勤儉節(jié)約、強烈的家庭責任感外，他們在基本情況、就業(yè)、生活、素質和觀念等方面與老一代農民工也有著一些差異與特質。
受教育程度明顯高于老一代
調查顯示，老一代農民工中男性員工占62.1%，女性員工占37.9%，男性比例明顯較高，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男性占 46.8%，女性占53.2%。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這組數(shù)據(jù)說明，改革開放初期，男性勞動力輸出規(guī)模要大于女性，現(xiàn)在無論男女都成為打工的主要人群，也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存量已不是很多。
其次，深圳勞動力來源結構發(fā)生了變化，深圳老一代農民工主要來源于廣東、四川和湖北，而新生代來源于廣東、湖南、湖北三省的人數(shù)居多，接近60%。來自四川、湖北等省的農民工比例有所下降，而來自廣東本省的比例大幅上升，廣西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說明新一代農民工長距離跨省流動減少，而省內流動、就近流動增加。
第三，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明顯高于老一代，他們大部分接受過9年義務教育，受過高中教育的要多于受過初中教育的，小學文化和文盲比例低。第四，在新生代農民工中，留守兒童比例高達18.5%，在城市中長大的比例有2.9%，遠遠大于老一代的比例。
調查也顯示，新一代農民工并沒有擺脫農民工的群體特征。首先，這個群體依然吃苦耐勞，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普遍存在著加班現(xiàn)象，有 89.2%人需要加班。加班已經(jīng)成為了新生代工作中的常態(tài)，有56%的人加班時間超過法定時間。第二，盡管新生代受教育程度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有1838.6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比例只有36.7%。但是，老一代月平均消費1317.2元，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消費為1211.9元，勤儉節(jié)約，收入和消費均低于老一代。
另外，新生代農民工有強烈的家庭責任感。老一代農民工寄錢回家的比例有92.6%，寄錢回家的平均數(shù)額5943.5元。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6.9%的人每月有儲蓄的習慣，平均每月儲蓄452.5元，每年寄回家鄉(xiāng)的費用平均有4244元，每次回鄉(xiāng)平均費用有2504元，這是在城市中打工本來掙得不算多的情況下，將平時生活中省吃儉用的錢積攢下來用于家庭。
無論新老兩代農民工都面臨著背井離鄉(xiāng)、不能與家人生活在一起的現(xiàn)狀。新生代農民工中，有46.8%的人居住在公司集體宿舍，在城市中更傾向于依托鄉(xiāng)緣、血緣關系結成較為封閉的社群，形成了一個同質性較強的老鄉(xiāng)圈和親戚圈，社會交往圈子比較狹小。
“守一家，不如跳三家”
新生代農民工有著強烈的創(chuàng)業(yè)意識，希望找到一份有發(fā)展前景工作的有60.7%，希望找到一份收入更高工作的有48.3%，希望創(chuàng)業(yè)當老板的，有32%，他們希望通過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培訓獲取證書的有20.4%。調查發(fā)現(xiàn)，新生代農民工比較相信自我奮斗，對未來充滿希望。調查顯示，新一代農民工中，只有1%的人選擇將來回農村生活，相比老一代農民工，他們更渴望在城市長期生活，更渴望融入城市。
關于就業(yè)穩(wěn)定性差，可以從新老兩代農民工對比的兩個數(shù)據(jù)進行反映：第一，最長工作年限對比。老一代農民工在一個單位最長工作年限的平均值為7年，新生代在一個單位工作年限的平均值為3年；第二，更換工作的頻率對比。新生代每年平均更換工作0.63次，老一代平均每年更換工作0.26 次，可見新生代更換工作更加頻繁。有的新生代認為“守一家，不如跳三家”，在不同的公司之間可以多學些技術，通過跳槽不斷地學習許多實用的東西。
因此，在打工原因的調查上，兩代農民工有很大的不同。老一代農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提高收入，第二是出來闖一番事業(yè)，打工仍屬經(jīng)濟型。新生代農民工打工目的第一是出來闖一番事業(yè)，第二是提高收入，打工目的已經(jīng)不僅僅是滿足提高收入，更重要的是為了自己事業(yè)的發(fā)展，是抱著干事業(yè)、開闊眼界的理想進入城市的，他們不僅要解決生存問題，更重要的是追求城市的現(xiàn)代化生活方式，打工目的是兼有經(jīng)濟型和發(fā)展型。
調查中發(fā)現(xiàn)，新生代農民工對工資收入的要求和預期并不高，也可以說是比較理性。在目前的收入狀況下，他們認為自己的合理月收入應該有2678元，與其實際收入相差僅842元。而其中認為自己的合理月收入應該在2000元以下的竟然高達46.3%。他們的理想收入也不過是4200元，與深圳市的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基本相符。
在如何提高農民工的社會地位上，新老兩代農民工都對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是希望政府將城鄉(xiāng)居民同等對待。有76.9%的新生代希望政府給予與城市戶籍市民公平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福利，有33.9%希望取消戶籍制度。老一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時間長，對戶籍制度造成的障礙更有體會，有 43.9%的人認為應該取消戶籍制度。二是希望政府通過嚴格執(zhí)行勞動法，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除此之外，新生代還比較信任媒體，有20.7%的人希望通過媒體加強新聞輿論監(jiān)督，提高農民工的社會地位。
通過數(shù)據(jù)的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新生代農民工對工會作用的發(fā)揮、對集體協(xié)商、民主管理等制度性維權的認識和參與程度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并無明顯差異，很多指標還要低一些。但他們換工作的頻率卻高于上一代農民工一倍以上。由此可見，他們進入城市工作的時間不長，還沒有樹立起工人階級的主體意識，制度性維權的概念不強，在權益受損或工作不如意時，僅僅是用腳投票。
社會要適應新生代的變化
新生代農民工已構成農民工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正在向產(chǎn)業(yè)工人階級轉變，政府應通過產(chǎn)業(yè)制度、福利制度、就業(yè)保障制度的安排，甚至可以通過直接治理手段，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問題。調查為此給出了幾個解決途徑：首先，提高工資福利待遇，改變生存困境，進行最低工資立法，加快集體談判立法；其次，發(fā)揮工會作用，改變勞資關系失衡局面，加大工會宣傳力度，加強基層工會建設。制定企業(yè)民主管理條例，大力推行集體談判和集體協(xié)商制度。提高勞動者素質，建立多層次的培訓體系；再有，消除制度性障礙，給予農民工平等的公民權。實行農民工積分入戶制度，繼續(xù)擴大社會保險參保率，實行統(tǒng)一的醫(yī)療保險制度，擴大失業(yè)保險覆蓋范圍，建立生育保險制度。賦予農民工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加快建設農民工公寓。
本報深圳7月14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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