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3月31日發表《達賴執意要當“印度的兒子”》一文，對達賴為當“印度的兒子”所開列的三條理由進行了分析和揭露，并希望達賴拿出當“印度的兒子”的更充分理由。此后達賴本人一聲不吭。據筆者查閱，這段時間只有他的“流亡政府”發言人為他辯護了兩句，此外還有一位海外陳某似乎看到了露一手的機會，寫了一篇文章辯稱“達賴喇嘛稱自己是印度之子，既有宗教情懷也有著感恩心情”，也就是說達賴當“印度之子”是合情、合理、合格的，不當則是天理難容的。此文自發表以來一直被達賴集團當作寶貝，天天用加粗的字體掛在自己的網站首頁上。筆者感到遺憾的是敢于站出來為達賴辯護的人如此之少，但畢竟有人出這個頭，那么筆者也就有理由就這個題目繼續寫點什么，以免大家淡忘了那位甘愿認外國當爹的“寶貝”。
陳某認為“印度之子”說可以成立，理由是“‘之子’和‘兒子’是兩個不同意義的漢詞。‘之子’一般是用在精神領域的感情用詞，而‘兒子’則是一種血緣關系。”進而指責筆者“把‘之子’篡改為‘兒子’，并不僅僅是一種惡劣的文風，更是一種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是陳某故意無視一個基本事實，或者他干脆沒有能力搞清楚，達賴這番話是在印度對著印度社會和媒體講的，根本不會區分中文中這兩個詞有什么“不同”。查印度媒體報道的達賴講話的英文原話：“I am a son of India”, “I am the true son of India”，直譯過來就是“我是印度的兒子”，“我是真正的印度的兒子”。再查現代漢語字典，“之”的一個用法是作結構助詞，相當于“的”，“印度之子”和“印度的兒子”無非前一個文縐縐一點，后一個口語化一點，沒有任何本質分別。查中國人奉為史學及語言學經典的《史記》，開篇第一句話就是“黃帝者，少典之子”，其后諸如“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夏后帝啟，禹之子”、“少典之子，曰女華”、“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此類詞語不絕于全書，都是一個用法：某某之子，就是某某的兒子。看來陳某跑到國外，不僅英文水平沒有長進，中文水平也沒剩多少了，可謂數典忘祖。還是先找本《史記》啟蒙，再來發議論不遲。
陳某還振振有詞地說，“如果僅僅因達賴喇嘛稱自己是‘印度之子’，就沒有資格對‘西藏問題’擔負責任”，“那么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中國共產黨人，又有何面目在中華民族這塊土地上吆三喝四呢”？其實筆者在《達賴執意要當“印度的兒子”》一文中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自古以來，人類每一種有價值的思想、文化，都不同程度地為不同國家、民族的人群所共享，但是還沒有人因此就認為這些思想、文化的發源國同其他外國享有者之間構成老子和兒子的關系。”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一直是以馬列主義這一科學理論為指導思想，但每一個黨員都為自己的祖國——中國而自豪，沒有人因為信仰馬列主義而認為自己是其他什么國家的“兒子”。達賴如果僅僅是信奉佛教、信奉甘地主義，自也無妨，但是他既然自認是“印度的兒子”，當然沒有權力對中國西藏的事務說三道四。難道中國西藏人民的利益要由一個“印度的兒子”來代言？陳某既然如此服膺達賴的思想，那么按照他本人及達賴的邏輯，他也就成了“達賴之子”；既然達賴已經是“印度之子”，那么陳某就順理成章成了“印度之孫”了。
達賴“流亡政府”發言人的水平顯然比“印度之孫”還要低，居然稱，“說我是‘印度之子’有那么嚴重嗎？既然你們認為說‘印度之子’那么嚴重，那解決‘西藏問題’讓達賴喇嘛回去，在中國成為‘中國之子’啊！”且不說中國是不是稀罕有這么一個兒子，在這位發言人看來，給誰當兒子是件很隨意的事，不是什么“嚴重”問題，今天給這家當，明天給那家當，后天自然不妨再給下一家當，就看人家給什么條件。這哪里還有一點民族自尊心，哪里還有一點做人的尊嚴！事實上，達賴不僅煞費苦心地為當“印度的兒子”親自炮制了三條“理論”，更不斷地以行動向世人證明，他是要把“印度的兒子”當徹底了。當青海玉樹人民正承受著巨大的悲痛、努力抗震救災的時候，據“挪威西藏之聲”和“國際西藏郵報”報道，4月18日達賴卻應印度喜馬偕爾邦板球協會邀請，快樂地觀看印度全國板球超級聯賽。板球是印度最受歡迎的體育運動之一，想當“印度之子”，當然得與爹同樂了。
正當筆者準備結束這篇短文的時候，又從“加拿大故土網”、“挪威西藏之聲”上看到一則消息：4月29日，達賴在印度一個會上宣告“我一直把自己說成是印度之子……可以清楚一點地說，我是喜馬偕爾邦之子；我所住的地方是屬岡熱縣，可以說是岡熱之子；更清楚一點，也可以說是達蘭薩拉之子”，一口氣認了不同層級四個爹!看來達賴給人家當“之子”當上癮了，已經不需要顧及那里是否產生過什么“理念”、“文化”了。但是，想給人家當兒子是一回事，當不當得成，還要看人家愿不愿意收。迄今為止，筆者還沒有看到印度乃至達蘭薩拉地方表示愿意接受這個兒子，達賴還得為此而繼續努力。
筆者熱忱歡迎達賴及其手下繼續就這個話題討論下去。（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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