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靠列舉難界定公共利益”
北大法學院副院長沈巋認為，政府規劃時就應設定程序讓公眾討論項目是否屬公共利益
- 專家支招
公共利益為何難界定？
“公共與商業，涇渭并不分明”
沈巋通過各個案例的研究發現，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之間劃分不是涇渭分明的。比如說地鐵，它是公共交通設施，整體上講符合公共利益，但也帶點盈利性質，比如北京地鐵4號線就是交給香港一家公司經營的。
還比如，一個縣政府征了農村一片土地，理由是辦個小學，好像也符合公共利益，符合列舉事項當中教育這一塊。但當地村民反對，理由是當地的小學已足夠當地小學生讀書了。隨后雙方就會有各自不同意見。
所以關于公共利益的范疇界定，不能簡單地使用列舉方式。有可能列舉在內的事項都存在爭議。
如何精準界定公共利益？
法規列舉+民主程序
沈巋認為除了法規列舉以外，還應加上一個民主程序。即政府應先把項目提出，讓更多人知道，究竟會帶來什么樣的公共利益，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進行討論。
在規劃階段就應該有一個討論、界定的程序。征收階段也應該有一個討論。如果是商業開發，就不能叫做征收，只能說是一個談判，那是所有權的一個轉移。
公共利益無非是多方利益主體尋求一種妥協或者一種平衡。把利益博弈的過程公開化，使政府在陽光下行政，很大程度上也緩解了政府決策上的壓力。
“被拆遷人應分享土地紅利”
北大教授王錫鋅認為，城中村改造應激活公眾討論，媒體報道，人大監督等監督程序
- 專家支招
新京報：不少地方官員抱怨，如嚴格按法律，幾乎沒法成功征地，城鎮化的步子就會放緩，進而影響到地方的發展，和官員的政績。這個矛盾如何解決？
王錫鋅：官員所謂的苦衷，不是其違法亂紀的理由。
新京報：城中村改造是否屬于公共利益？
王錫鋅：城中村改造關鍵的問題是，要讓那些失去土地的人也能公平地參與分享土地紅利。開發必須合理合法，不能讓一些人獲益的同時，斷絕另一部分人的生路。
新京報：有專家認為，政府規劃前應先征求民意，那這樣是否會降低經濟發展的效率？
王錫鋅：會，但必須那么做，因為廣泛討論本身，即是對項目屬性的界定，同時也是一個監督過程。現在很多所謂的公共利益項目，直到投入使用，人們才發現其實是商業開發。
無論征地是以城中村改造、棚戶區改造還是舊城區改造等任何名目進行，都要經過法律和民意的檢驗。
新京報：僅靠公眾討論能解決所有問題？
王錫鋅：討論本身是一種表達機制，而非決策機制。所以，公共討論進行的同時，還必須激活人大的監督權。當政府不顧公議，執意進行公眾認為非法的土地拆遷時，人大啟動監督權，通過法律途徑制止違法行為，就可以保護被拆遷人的利益，防止出現群體鬧事和當眾自焚等惡性事件，維護了社會穩定。
新京報：除了上述機制，還有什么途徑？
王錫鋅：個案的檢驗。政府更改土地規劃，對城中村進行拆遷改造，就必須征收農民土地，發一個征收決定，這就構成一項具體的行政行為。如果行為承受方，就是被拆遷的農民對項目是否為公益、補償是否合理等不滿，可以提起行政訴訟，或進行行政申訴。
新京報：上述開出的藥方，需要大量的配套措施，這些是不是超出了目前的國情和土地法規本身呢？
王錫鋅：沒有。公眾的討論，媒體的報道，人大的監督，法院的司法審查，在中國都是存在的，只要激活它們，讓它們發揮作用就行了。這沒有牽扯到任何制度的更改。
本報記者 孫旭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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