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體制，僅僅希望通過嚴格行政管理的辦法解決土地資源的節約以及分配的公正性問題，恐怕是困難的。2007年物權法正式實施，但并沒有成為打開土地管理政策的僵局的破冰之舉。2007年國土資源部部署了一項土地管理的基礎性工作，決定開展全國土地利用調查工作。按國土資源部的新規定，未來基本農田保護監管，要在核定面積的基礎上，落實到地塊和農戶。盡管2007年的國家土地管理政策沒有大的變化，但這一年社會輿論的焦點之一卻是國家土地管理政策。
一、土地收益分配政策微調繼續進行
土地政策的微調表現為土地收益的分配繼續向支農惠農方向傾斜。2007年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農業發展的數量預計會超過1000億元。從2007年開始，新批準新增建設用地的土地有償使用費征收標準在原有基礎上提高1倍。從2007年起，國家調整了地方分成的新增建設用地土地有償使用費管理方式。地方分成的70%部分，一律全額繳入省級國庫。國家2007年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耕地占用稅暫行條例》，條例規定2008年我國將對現行耕地占用稅的稅額標準上、下限提高4倍左右，并統一內外資企業稅負，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也需要納稅。按照新的規定，中央政府新增的土地有償使用費和地方政府支配的土地有償使用費專項用于基本農田建設和保護、土地整理、耕地開發等開支。
毫無疑問，土地收益分配政策的變化對于抑制地方盲目亂占耕地、增加農業建設投入是有好處的，但這種微調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土地管理上的基本問題。在土地管理方面出現了系統性的問題，而不是能依靠政策微調能解決的枝節性問題。在土地問題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某些目標是不一致的。法律的漏洞，有效監管的高昂成本，中央政府不同部門的不協調，都是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的東西，事實上，這些東西的確被利用了。這牽涉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深刻問題。問題還是出在基本制度上，包括法律規定的合理性基礎也存在問題；正是基本制度的不合理，留下了地方和中央之間博弈的空間。因此，需要認識基本制度方面的問題，并由此下手來解決問題。
現行征地補償辦法雖然有了很大改進，但仍有不合理性。現行規定要求失地農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但沒有考慮獲得這個生活水平的成本。如果一個東北農民擁有50畝地，他需要每年勞動40天，獲得2萬元收入；如果失去土地，他可能需要勞動300天才獲得2萬元收入。雖然生活水平沒有降低，但為維持這個生活的成本大大增加了。所以，農民有可能對現行法規下的補償標準難以接受。
現行關于法規農村土地的法規有這樣的特點：在法規的抽象意義上看，農民擁有強度很高的土地財產權；但從實際經濟關系看，地方政府和村集體的掌控者卻有強度很高的土地控制權。正是由于這個特點，地方政府的實際權力被放大了。
二、農村宅基地管理政策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2007年6月，國家建設部以新聞發布會的形式重申了國家關于集體建設用地管理的政策。發言人表示，國家法律法規不允許在集體土地上進行房地產開發，不允許集體土地上建設的房屋向本集體經濟組織以外成員銷售。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購買此類房屋，將無法辦理房屋產權登記，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護。有些項目允諾辦理的“鄉產權”“小產權”，均不符合法律規定，不受法律保護，即不能辦理土地使用證、房產證、契稅證等合法手續。盡管這些法律規定是舊有的，但因為它從來沒有得到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實行，建設部的新聞發布還是引起社會輿論的極大反彈。
按經濟學的規律，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只有自由交易才能得到合理配置。宅基地的交易也是同樣的道理。宅基地僅僅在村民之間交易，遠談不上自由交易，自然也談不上資源合理配置。人類的創造性首推交易的發明。好的制度保護和創造財富；差的制度使財富遁于無形。從經濟學上說，可以交易而沒有交易是一個浪費；是潛在的交易各方利益的損失。因為交易不被賦予合法性，使得交易成本的大大增加，交易的合理價格不能形成。政府對已經發生的交易也難以監管和控制。所以，禁止農舍交易和農村宅基地自由流轉是很不明智的。
事實上，城市居民購買農民住房在很多地方已經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也就是說，現實生活已經在突破既定秩序的限制。因為沒有合法的農舍市場，農舍的實際買賣受到限制。隱蔽的農村住房市場是存在的。一方面有供應，另一方面也有需求。在北京的一些村落，20%以上的農民住房已經人去房空。如果有合適的價錢，房主人愿意將其出售。按照現行法律，農村住房的供應還在不斷擴張。只要有新的農戶產生，該戶人家就有權得到一塊宅基地。農村人口源源不斷地產生，結婚成家的農戶年年增加，宅基地也年年增加。法律沒有要求子女能夠繼承父輩房產時不得另占有宅基地，于是，父輩的房產變成殘垣頹壁也得不到修繕，子女們一定要申請新的宅基地。這樣的制度不變化，農村土地總歸有一天要被房屋全部占去。國家統計局數據告訴我們，近年來，農村居民的戶數在不斷增加，而農村居民的總量在減少。在中國古代存在的大家庭傳統是為了節約土地、節省造房資金以及在農業生產中進行合作，但現在的制度卻刺激農民將可能的大家庭分裂成小家庭。這里的利益驅動是對“公地”的最大化地占有。
按保守估計，假設全國有6千萬農舍空置，每座農舍平均價值3萬元，總價值也在18萬億。假設每座農舍占地平均05畝，土地總面積也在3000萬畝。這個供應是龐大的，如果不能被購買或繼承，浪費也是巨大的。對應的是城市居民的巨大需求。粗略估計，全國可能有5000萬戶城市居民對于單價3萬元以上的農舍有購買意愿和購買能力。最終，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有相當一些農舍可以找到買主，各類農舍會產生一個合適的市場價格。
農舍交易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是十分巨大的。城市居民買到農舍以后需要裝修，裝修的開支可以超過農舍本身的價值。農舍的主人變化以后，鄉村的基礎設施也可能得到改善，鄉村道路、鄉村學校建設可能獲得更多的資金幫助；鄉村志愿者事業也可能獲得發展，并由此推動鄉村治理的改善。政府還可以從農舍交易中獲得巨大的稅收收入，形成鄉村建設的一筆專項資金。
允許農村宅基地自由交易還有利于我國加速城市化進程。農民不能出售自己的宅基地影響他們在城市購置住房的能力，實際上把農民捆綁在了農村。農民在城市掙了錢，就不得不在自己家里蓋房，蓋了又可能不去住，形成很大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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