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正處在歷史的新階段
我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生存性”壓力明顯減弱，“發展性”壓力全面凸顯。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許多矛盾和問題，是改革發展階段性的客觀反映。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革。這種變革，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活力，也蘊含著深刻的社會矛盾；這種變革，對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的改革發展呈現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
1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
(1)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趨勢。到2006年底，我國的GDP總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卻消耗了世界近25%的鋼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2)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開始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重要原因。資源環境壓力不僅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突出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國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比如說，目前在我國，新增的群體性上訪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環境問題相聯系。
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同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也反映了某些體制、機制存在嚴重的缺陷。
2經濟快速增長的巨大潛力同經濟增長的體制機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未來的10～20年間，我國經濟繼續保持9%左右的年增長率是完全有可能的。重要的問題在于，粗放型經濟增長的問題還比較突出。例如：商品市場的發育程度比較高，但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化及資源價格形成機制、環境成本形成機制嚴重滯后；民營經濟發展很快，但國有壟斷行業改革滯后；經濟增長方式仍然處于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之中，目前這個轉變尚未完成。
宏觀經濟的出現的結構性矛盾，源于結構性改革滯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總體上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但也有比較明顯的波動，存在結構性矛盾。以通貨膨脹為例，我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通貨膨脹，不僅是簡單的預算軟約束下的投資膨脹，而是與利率、匯率等機制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結構性矛盾。例如，在匯率改革滯后的情況下，由于我國進口產品主要以資源與能源為主，人民幣低估導致進口成本偏高，從而提高了下游產品成本，導致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要有效解決這類通貨膨脹，控制信貸總量、回收貨幣等貨幣政策收效不大，關鍵在于穩步推進匯率體制改革。再如，我國長期以來投資率偏高，投資消費失衡，除了資金的成本（利率）偏低而導致投資偏好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體制改革滯后，公共服務短缺而導致居民消費偏好趨緊。有效平衡投資消費關系，重要的是同時推進資金要素的市場化進程和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務。
3經濟總量、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與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
(1)勞動報酬的增長水平明顯低于經濟的增長水平。比如說，1998年～2005年，工業企業利潤年均增長和國家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都在30%以上，但城市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年均增長只有99%。我國改革近30年，企業產值年均增長在10%左右，而勞動者薪酬年均增長僅為1%～3%。
貧富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比如說，2001年～2005年，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長高達15%以上；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長僅為53%左右。
(2)城鄉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80年代中期，我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186倍左右，2006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種福利因素計算在內，我國城鄉的實際收入差距大約在5～6倍。
4全社會公共服務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
(1)近些年來，全社會公共需求增長速度相當快。進入本世紀以來，個人用于公共產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的3倍左右。
(2)社會公共需求的結構發生變化。廣大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不僅包括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基本社會保障，還涉及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環境保護等。
(3)基本公共服務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凸顯。有研究表明，教育因素在導致貧富差距的影響因素中占有20%左右的比例。2006年，我去我國西部調研，了解到西部70%左右的新增貧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基本公共服務在導致我國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影響因素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5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公共治理滯后的矛盾
我國的經濟發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臨很多矛盾和問題。
(1)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比較突出。目前，我國各級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僅僅表現在機構臃腫、職能重疊、人浮于事、人員超編等方面，而且也表現在會議冗長、效率低下、辦事程序繁多等等。
(2)行政成本增長過快。1978年～2004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增加了233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04年，行政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已達1938%。
(3)體制性、機制性的腐敗問題比較突出。近幾年的反腐敗越來越清楚地表明，腐敗的主要原因是體制與機制土壤。這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公共治理結構未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實行決策、執行、監督的相互制衡，加強社會監督，充分利用輿論力量，完善公共治理結構，是反腐敗的根本途徑之一。
6推進全面改革是解決發展中矛盾與問題的根本出路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矛盾和問題凸顯具有階段性的特征。在這個特定背景下，某些討論、爭論是難免的。問題的要害在于，面對矛盾和問題，是指責改革、否定改革？還是肯定改革、推進改革？為此，我們應當客觀分析這些矛盾與問題，從新時期新階段的矛盾變化出發，找出有效解決這些矛盾與問題的出路。
(1)30年改革的成效是顯著的。上述這些矛盾和問題，都具有改革發展的階段性特點。這既是改革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反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積累的體制性矛盾和問題。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的，“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2)解決現實矛盾與問題的出路在于全面改革。從我國社會矛盾變化的周期性、階段性特征出發，減輕新階段的發展性壓力，需要進一步突破制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體制性障礙。為此，應當站在歷史新起點，推進改革。正如溫總理指出的，我國在發展過程中將會遇到各種問題，但“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克服這些困難，那就是用創新的辦法、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道路中的問題。”[《改革開放一刻也不能停止》。2007年1月16日，溫家寶總理在會見出席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成立大會和全國僑辦主任會議代表時的講話。]
(3)新階段改革的戰略部署是推進全面改革。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發展性壓力集中體現在人的發展上。可持續發展的本質，就是要使人力資源成為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動力源。廣大社會成員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以后，會對教育、醫療、基本社會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物質財富快速增加的新階段，人們還要求實現公平正義的分配，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權利；要求自由選擇權、參與權；要求高質量的精神文化產品。發展性壓力增大的矛盾和問題，涉及到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還涉及到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的變革和創新。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要以人的發展為目標，使改革及時、主動地從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這是新階段全面改革的實質所在。
(4)2007年改革已經呈現出全面改革的態勢，這為推進全面改革的戰略部署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為客觀反映2007年改革進程，我院在歷年改革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設計《2007’中國改革問卷調查》。結果表明，2007年我國改革取得一定進展。4.89%的專家認為改革有重大突破，78.8%的專家認為有所進展，兩者合計為83.69%。
改革不僅在整體上有所推進，而且在經濟社會多個領域出現亮點。高達90.62%的專家認為在公共服務領域的改革取得重要進展，如農村義務教育實現全免費，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全面展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推開；89.81%的專家認為在市場經濟重大立法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如《物權法》《反壟斷法》新《企業所得稅法》等法律獲得通過。這表明，在社會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2007年均有不凡表現。
此外，2007年國務院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批準武漢城市圈和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兩項綜合改革試點的批準，使我國形成了綜合改革試點東中西部梯度格局，這也意味著改革攻堅的全面啟動。
2007年的改革態勢，使中央作出的推進“四位一體”全面改革的戰略有了堅實的現實基礎。以十七大為標志，我國開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新階段改革的起點與趨勢——2008' 中國改革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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