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石頭
彈指一揮間，一去30年。
1978年起，天津靜海縣大邱莊的“領頭人”禹作敏帶領村民締造了一段中國農村改革的“神話”。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因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20年有期徒刑，走下神壇，淪為階下囚。
1999年10月3日凌晨1時，保外就醫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市天河醫院，一代強人靜悄悄“隕落”。
1978年至1993年，是大邱莊締造神話的15年。在這15年間，大邱莊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炮沖天、率先崛起，成為中國老百姓心中頂禮膜拜的“圣地”，被稱為“天下第一莊”。
1993年至2008年，又一個15年。大邱莊“城頭變換大王旗”，撤村建鎮，舊貌換新顏。15年來，這里的人謹慎低調，不事聲張，而外界對大邱莊的關切卻從未停歇，因為任何一個關注中國農村改革和中國農民命運的人，都無法回避禹作敏和大邱莊。
在30年的改革進程中，大邱莊如同中國農村改革的試驗田，集體經濟，民營化的企業改革等無數生動的故事在這里流傳。大邱莊猶如一個解析政治和經濟糾葛的典型案例，扮演著一個國家發展縮影的角色。
在改革30年后的2008年之春，數著時間的沙漏，盤點大邱莊的過去，不禁慨嘆：既有“三十功名塵與土”的顛沛浮沉，也有“八千里路云和月”雄風豪情。
大邱莊的前15年
不少土生土長的大邱莊人同外人聊天時，經常會蹦出“過去”“以前”“原來”“從前”諸如此類的詞匯。一般意義上來說，這些都是指1993年以前的生活。
1993年以前，大邱莊至少有三樣東西格外光鮮耀眼，以致讓全國其他村莊的農民艷羨不已：一個超強的經濟實力、一套“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和一位英明卓越的領導人。
其實大邱莊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口號還要早。在舉國茫然的1976年，時任大邱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稱“劉萬能”的能人劉萬明。劉原來在天津一家冶煉廠當工人，此人不僅懂冶煉技術，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劉萬明利用大隊湊起來的10萬元錢，低價從軋鋼廠買來舊部件，串成3臺軋鋼機搞冷軋，當年就賺了27萬多元，第二年又賺了60多萬元。如此下來，劉萬明、劉萬全兄弟倆成就了大邱莊的發家工廠，再以滾雪球辦法，“母雞下蛋”，由一個廠變成4個廠。
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大邱莊的鋼鐵企業就開始迅速裂變、擴張，一個企業繁衍成幾個，“以鋼為綱”，帶鋼、線材、管材生產線一條接一條建起來。此時，支撐大邱莊集體經濟的四大企業集團津美、萬全、津海和堯舜也相繼形成。1992年，大邱莊的企業發展到達一個頂峰。
當時，這個天津小村甚至驚動了《紐約時報》，他們這樣寫道：“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經濟的騰飛與發展，也給福利體系穿上一件黃金般的外衣。
“那個時候什么都是發的，連水電都不要錢。”村民描述禹作敏時期大邱莊的集體福利體系時，流露出懷念的情緒。這個“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包括房子、車子、子女入學以至醫療等14項福利待遇。
當然，獲得這些好處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你什么都得聽禹書記的”。在這個烏托邦般的村莊中，人們在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福利的同時，也失去了部分的自由。尤其是鄉鎮企業，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化，以及政企不分、產權不明、資源非市場化配置，使企業失去了最為寶貴的自由機制和發展空間。
禹作敏時代，在舉國皆談“分田到戶”之時，大邱莊卻把資源收歸集體掌握；在市場化的分配方式成為時代主流之時，大邱莊的分配卻帶有強烈的供給制和平均主義色彩；在經濟建設成為各地的中心之時，大邱莊還保留著濃厚的政治氛圍；在明晰產權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個方向時，大邱莊還保持著“大一統”的格局。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禹作敏最后“栽”在一位名叫劉林山的記者手上，劉時任法制日報社天津記者站站長。劉的系列報道層層揭開了禹作敏在大邱莊所作所為的黑幕。
1993年8月27日下午，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5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6年后的10月3日凌晨1時，70歲的禹作敏病逝于天津。
大邱莊的后15年
假如能回到從前，大多數普通大邱莊人表示愿意選擇回到那個他們生活過的衣食無憂的集體。現實生活的種種不如意，讓這部分人更加懷念死去的“天下第一莊”。在向記者傾訴完對現實生活的種種不滿后，忘不了加上一句“禹書記那陣多好”。
大邱莊仍有很多人篤信：大邱莊能有今天，還得把功勞計到已經去世多年的禹作敏頭上。甚至他們還相信：如果禹作敏當初不被抓走，大邱莊發展得比現在還要好。總之，不論你說到大邱莊的今天還是往昔，禹作敏是個揮之不去的人物。
除了部分村民埋藏在心里的感激，在現實社會中，禹作敏在大邱莊留下的痕跡卻十分淺略。
記者在大邱莊四處搜索，肉眼能看見禹作敏名字的大概只有兩處。
一處當然是禹作敏現在的墓碑，死后他就埋在大邱莊的西邊。
另一處是大名鼎鼎的九龍壁，背后“大邱莊變遷記”的銘文末署名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
禹作敏曾經住過的別墅就在九龍壁斜對面的智慧園。別墅里還住著人，鐵門敞開，一條黃狗匍匐在門口，警惕地盯著行人。空闊的院子，即使白天也很少見到人，走進去仍能感受到十五年前的緊張。
現在的鎮政府就是原來的大邱莊村委會，與禹家的大院只隔著一條泰山道。距離禹作敏被捕入獄至今已有十五個年頭，可禹家的院墻上的一段鮮艷的藍底的標語有意無意的在提醒人們一段往事：嚴懲黑惡勢力犯罪。
禹作敏之死，大邱莊的前15年時代宣告終結，從某種意義上講，后一個十五年始于對前一個十五年的揚棄，集體經濟、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遺產，被后來的大邱莊人拋棄，萬全、津美、津海、堯舜四大集團也被改制成四個村民小組，而始終沒有改變的是大邱莊仍舊吃著“鋼鐵飯”。
“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也有村民談到大邱莊的現狀時，絲毫沒有掛念逝去的日子。去年，某中央媒體報道大邱莊時，還用了這樣的標題：大邱莊“活”了。
大邱莊人早已拋棄“天下第一莊”之名，如今打著“中國焊管第一鄉”的名號對外宣傳，并且，有數據顯示這已經是個“以鋼為綱”的鄉鎮，早在2006年時，鋼鐵的總產量達到了726萬噸，焊管產量達到370萬噸，當之無愧是全國最大的生產基地。
大邱莊鎮主管宣傳的楊主任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了下面的數據：從2002年下半年起，大邱莊的經濟開始逐步復蘇。2003年實現財政收入7200萬，2004年實現財政收入1.5億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億元的高度，2007年基本達到3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8500元。
如果所有的經濟數據都在告訴你一個“活著”的大邱莊，那么不足一千米香港街則告訴你：15年前的大邱莊已經死了。這條街現在的衰破一望可知。
香港街是一個常被媒體提起的地名，記載著大邱莊的興衰起落。
在香港街的拐角處，簇新的上島咖啡很是扎眼。仔細去看，地址寫的卻是靜海縣城。香港街上稱得上光鮮的還有一家文具店。
在大邱莊的景致里，有的是寶馬，有的是別墅，但現在你很難找到一片籃球場，一片足球場。即使禹作敏的智慧園里，院子里長滿了荒草，野狗的糞便露在雜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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