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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利益與實力
從拉薩往南，沿著拉薩河，過了雅魯藏布江，隨岡底斯山而起伏，又翻越喜馬拉雅山，才到達中印邊境的小城亞東。這一趟，藉著越野車和柏油路，本刊記者花了一整個白天。
1950年12月19日深夜，十四世達賴和他的家人、下屬高官、隨員，共計至少兩百人，從布達拉宮地窖取走幾十柜金銀財寶，由鄉間小道悄悄出走，同樣循前面那條路，到次年1月2日方抵達亞東。
對于此番出逃意圖，他后來毫不掩飾：“如果情況惡化，我可以輕易穿越邊境，出亡到印度。”在此之前，他在拉薩還和其高官們做了兩手準備，一面指示阿沛在昌都與解放軍繼續談判，一面派員往國外“求援”。
這一手法，秉持的是他的前世、十三世達賴的政治遺產——騎墻和投機主義：為了維護政教合一的底線和統治集團的利益，其立場是可以隨時變化的。
1904年，英國將領榮赫鵬率軍取道亞東侵藏，十三世達賴組織抵抗失敗，逃至外蒙向俄國求助。1910年，當清廷以革新之勢整頓西藏事務并派軍入藏時，他則逃至印度，投奔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敵人英國。連榮赫鵬都驚嘆：“世事之翻云覆雨，變化不測，寧有甚于此者？”(漢譯)
正是十三世達賴的第二次外逃，改寫了數百年來西藏上層社會服從中央政府的政治軌跡，“藏獨”問題延續至今。
對十三世達賴和他的后世而言，搖擺于大國之間，也有某種意義上的“不得已”之處。他們可以無視布達拉宮內供奉了三百年的“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牌位，可以不顧現代社會越來越明確的主權原則，但不得不正視自身的實力。
在保守的政教合一統治和惡劣的生產生活環境下，極少數人的消費和消遣可以向西方看齊，絕大多數人卻還在進行著原始的農耕與游牧。這塊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上，數百年里僅僅維持一百萬左右的人口數。
舊西藏的晚期，曾出現過一些改革圖強的火花，但都在剛冒頭時被撲滅。如從1913年開始，吃過多次敗仗的十三世達賴推出擴軍強兵計劃，增稅等措施威脅到了寺院集團的財源利益，他們也不愿看到接受較多現代新思想的青年軍官的崛起。最大的喇嘛——達賴最終自行了斷這一改革。
在五世達賴手中完備起來的政教合一制度，十四世達賴后來也表示，它在20世紀已是毫無希望地不合時宜。
然而，達賴自己就是這一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當年15歲的丹增嘉措，更不會想到如何才合乎時宜。據亞東的老人們回憶，達賴的隊伍到來時，衛兵們很霸道，不許老百姓圍觀。當地的牲畜也被驅趕走，草場專供達賴的馬幫。
看到亞東的美景，少年達賴私下里還有一種“極度的興奮感”。
亞東素有“西藏小江南”之譽，其實可能更像巫山、奉節那樣的重慶小山城，高山狹谷，山清水秀，恰好川渝菜飯館也特別多。不過天氣更為多變，本刊記者到達的那個晚上，蒙蒙細雨尚未完全收停，抬頭一看，竟有滿天星星。
上海援藏而來的縣委書記紀曉鵬說，亞東是多種氣候、環境的融合地，催生了農、牧、林、溫泉等特色產業，他準備在這里大干一場，可惜口岸未完全開放。
對1951年的十四世達賴來說，亞東關是暢通無阻的，但他沒有翻過去。他在亞東的東噶寺里等待各路回音，結果只有一個達成使命，在他看來這是個“壞消息”：阿沛等人與中央政府談判成功，于5月23日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而印度、美國當時都不愿過多干涉，連英國也拒絕了他。他感到“難以置信”，因為“英國人與西藏人夙來交好”，“英國人恭而有禮、具有正義感與幽默感”。
他似乎忘了，他所在的這個小城，他一路而過的江孜宗山城堡、乃寧寺，都有著交惡、流血、受辱的印記。
回去還是流亡？達賴的內心和他的眾多屬下，都分裂成兩面。搖擺不定之時，7月16日，中央政府代表張經武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和十七條協議副本及附件，趕赴東噶寺，用行動和誠意打消了他的部分疑慮。5天后，達賴啟程返往拉薩。
羅布林卡：妥協與崩潰
達賴和張經武的第二次正式會面，是在羅布林卡。1951年9月28日，張經武帶著毛澤東贈送的禮品到羅布林卡，達賴收下并向毛澤東像致敬。
羅布林卡，位于拉薩西郊，是七世達賴后歷代達賴喇嘛的夏宮。比起黑暗陰郁的布達拉宮，丹增嘉措更喜歡這個清新亮麗的地方，每年3月從布達拉宮搬到這里時，是他“最快樂的日子”。
羅布林卡是座花園式宮殿，小時候的丹增嘉措游樂其間，曾經因為頑皮，跌入湖中差點淹死。還曾不熟練地開著奧斯汀小車，一頭撞到大樹上。如今那汪湖水，依舊錦鯉成群。花園里的樹木，還是枝繁葉茂。
解放前，羅布林卡尤其是黃墻(內墻)內的宮殿，除了達賴和少數達官貴人，他人一概禁止出入?，F在已辟為人民公園，每日游人紛至。
本刊記者來此探訪時，邂逅一位叫做頓珠卓瑪的藏族阿媽。她還是小女孩時，曾坐在外面的草地上，遠遠地聽達賴在宮內講經。她已去世的父親是個手工業者，參加過十四世達賴新宮的修建。從1954年開始建宮，她到這里給父親送了兩年的飯。
新宮名為達旦明久頗章，上下兩層樓都裝有電燈，浴室中還配有西式浴缸、坐式馬桶及洗手池。
藏語“達旦明久”，意為“永恒不變”。1951年，達賴選擇回拉薩，關鍵一點，就是十七條協議里的“不變”條文：“對于西藏的現行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p>
對于這一點，當時許多進藏的“解放者”都不能理解，十八軍老戰士娜喜回憶當初的急躁：“不是叫我們來解放西藏人民嗎，怎么領主還是領主，農奴還是農奴？”
回望十七條協議，那無疑是一個罕見而偉大的妥協。當初解放軍完全可以直搗黃龍，但要使西藏從中世紀的封建莊園與政教合一體制，一躍而成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歷史這列奔馳的列車要拐一個很大很大的彎，如此一來，難免就有脫軌、翻車的可能，更難免手足相殘、生靈涂炭的悲劇。
就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面對西藏這塊民族、宗教、地理都十分特殊的領土，第一重要的是主權完整。在這一前提下，共產黨人在西藏開始了最早的“一國兩制”嘗試。
不過，作為一個信奉“窮人翻身做主”的執政黨，在承諾維持既有制度的同時，又不得不正視高達總人口95%的普通民眾的疾苦。因此，十七條協議在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的同時，也提出“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
于是，張經武和十八軍軍長張國華等人領隊進藏后，大部分精力投入了上層統戰工作，影響下層群眾的工作則保持在小心翼翼的程度。1952年，中共西藏工委“擅自”在拉薩創辦一所小學，都引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在古往今來的歷史上，漸進、協商式的改革，有諸多成功的范例，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和鄧小平發動的改革開放。但也有不少自大而保守的統治者，比如滿清權貴，一再錯過機會，漠視周邊洶涌而過的變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時代潮流所吞噬。
不幸的是，舊西藏的末代統治集團走了后一條道路。從和平解放一開始，中央及進藏工作人員便不斷遭受挑釁與對抗。本刊記者在西藏接觸的許多當事人，都有著忍受辱罵、被孤立的痛苦回憶。良苦用心的“自行改革”，變成了與虎謀皮。
1956年，事情起了某些變化。全國掀起社會主義改造高潮，鄰近西藏幾個省份的藏區也相繼開始。克制數年的西藏工委遂向中央上報規劃，擬把西藏民主改革提上議程。
盡管經過多番宣傳和解釋，既得利益者依然疑懼。1956年7月，最先解放的昌都地區發生武裝叛亂，以圖捍衛固有制度。
9月，中央發出“九四指示”，指出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提出“六年不改”方針。不久后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實行，但……不能性急?！苯又鞑毓ぷ鞯娜藛T、機構、事業、財政都進行大收縮，以示誠意。
在中央黨校教授胡巖看來，當時的毛澤東，對西藏工作的認識比內地更為接近客觀真理。他難以解釋緣由。或許是離得越遠，看得越清。
民主改革延緩了，但六年或更長時間之后怎么辦？政教合一和封建農奴制捍衛者被刺激起來的心理并未消除，達賴也再度動搖。
1956年11月，在達賴應邀去印度參加佛陀誕生2500周年法事活動前夕，毛澤東認為“讓他去好”，但“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
在出訪的周恩來三度面勸下，第二年初，達賴從印度回來。然而，隨后的局面，已無法再用原來的辦法處理。
這時美國已經開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務，中央情報局在藏人中大肆招募特工，并由達賴的兩個哥哥具體組織。很快，叛亂組織“四水六崗”成立，并于1957年7月到羅布林卡借敬獻金寶座之機，向達賴呈上對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永遠不改的報告。
在達賴的默許、縱容與噶廈的支持、策劃下，西藏武裝叛亂由點到面迅速蔓延開來。達賴大姐的司機吳多吉還記得，1958年下半年，部分叛亂者竄入拉薩，達賴家人公館即收留了30多人。
1959年3月10日，數千名叛亂分子聚集羅布林卡，以保護達賴安全、不讓他去西藏軍區看戲為借口，公開發動全面武裝叛亂。
可以想象，昌都戰役之后，這又是一次多么不堪一擊的對抗。三次復信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表示要設法平息事態的達賴，于3月17日深夜遁出羅布林卡，渡過拉薩河，經山南逃到印度，開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過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特工保護。
其時看著他渡河的解放軍，在毛澤東此前的指令下，未予阻截。3月20日起，駐藏部隊奉命正式平叛，因十七條協議已被撕毀，民主改革隨即一并展開。延續多年的“喇嘛王國”，在頑固拒絕改變、冒險一搏后，終于轟然坍塌。
尾聲·龍王潭
帶著舊西藏色彩的羅布林卡、布達拉宮和大昭寺，如今都是拉薩大名鼎鼎的景點，充滿了外來的觀光客。本刊記者看到當地游人最多的，是不那么知名的龍王潭公園。
龍王潭在布達拉宮的背后，最初是五世達賴時因修建布達拉宮挖土而成。像內地城市的中心公園一樣，它并無多少特色，有一潭不太深的潭水，一些或新或舊的樓臺亭閣，許多花草樹木和一些游樂健身設施。普通的地方，普通的人，到處都是歡笑聲和愜意的面孔。
不用問，他們大多是農奴的后代。在舊西藏，總人口的95%以上都是農奴。這種簡單快樂的生活，不知是否當年農奴——“會說話的牲畜”所向往的來世。
在江孜的帕拉莊園，堂皇的廳室內現在還展示著貴族莊主用過的勞力士表、洋酒等西式奢侈品。而其對面的奴隸院，平均六七平方米大、兩米來高一間的屋子，空空如也，當年要擠上整家人。
曾有人為政教合一下的封建莊園制辯護，并舉例證明領主管轄下的農奴生活不算殘酷——他們甚至“一天能喝上兩次酒”?？墒?，殘酷程度并非最本質的問題。新舊制度間的最大區別，在于底層的民眾是否有保障自己權利、選擇自己命運的可能，在于人與人之間是否有基本的平等。當年農奴唯一的奢望，是碰到一個善心的領主。而領主的恩賜，高興時可以給予，不高興時就可以收回。
一路在西藏走過，可以說，在那些當年的政治喇嘛及其盟友貴族身上，在人類進入20世紀后，基本看不到有任何超越他們自身利益，代表自由、正義和平等的社會關懷。
人類進步和歷史演進的整體路徑，在于創造、跟隨、再創造先進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不去主動擁抱之，便只能等著它們破門而入。舊西藏的命運，從它誕生的時刻起，便注定會被一種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后來的民主改革雖自內地傳來，但因順乎民心，很快就席卷西藏大地。當百萬農奴發現生活還有另一種可能，便無情地拋棄此前被刻意營造的“香巴拉”幻夢，終于告別了中世紀。
時下為5月，龍王潭里，人們隨意地徜徉其中；布達拉宮外，信徒們順著城墻在轉經。加入哪一行列，沒有人發出強迫的號令。□(除采訪外，本文主要史實參考《解放西藏史》《西藏通史》《喇嘛王國的覆滅》《現代西藏的誕生》《西藏大事記》、有關達賴傳記、國務院新聞辦有關西藏的幾個白皮書等。嚴書翰先生、胡巖先生、童曄先生、靳薇女士對本文亦有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