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11日，婚姻登記員向登記領結婚證的青年宣讀法律規定的有關夫妻的權利與義務。濟南市民政局婚姻登記管理處當年在向婚姻當事人分發結婚證書時，一改過去簡單、隨意的現象，而是為男女雙方舉行發證儀式，讓新婚夫婦感受到領取結婚證的神圣與莊嚴。新華社特供本報圖片
30年前一見鐘情執子之手，30年后相濡以沫或各奔東西。改革開放30年來，婚戀擺脫了舊制度和舊觀念的束縛，結婚與離婚變得更為自由。
然而，當愛情掙脫枷鎖之后，自由的天空一度讓人迷茫。在經歷禁錮與保守、自由和放縱之后，人們又重新開始審視愛情觀，傳統美德再次成為婚戀信條。
魚雁傳情
30年前的戀情，如同塵封在舊唱片內的老歌，雖然曲律簡單，但卻動人。
1975年，豐臺區一家工廠內，20歲的女工張玉梅喜歡上了同廠的一名年輕人李聚德。兩人在青年工人培訓課上結識后，很快便確立了戀愛關系。
“那個時候談戀愛，不像現在的年輕人，擁抱、接吻等親密動作想都不敢想，也不好意思說什么甜言蜜語。”在張玉梅的記憶中，兩人的愛情平淡如水。他們的戀愛生活如同那個時代流行服裝的底色，在灰色中透著呆板。
轉眼間到了1980年，沉悶的空氣有所松動。在北京的公園內，開始有了跳交際舞的男女。那年夏天，紅裙子成為北京女孩的流行服飾。
也就是在那一年，工廠禮堂內，開始在周末播放老電影。一起看場電影，成為張玉梅、李聚德最隆重的約會。
燈光昏暗的禮堂內，銀幕上閃動著老電影的畫面。黑暗中，兩人正襟危坐，連手也不敢碰一下。
這種今天難以想象的約會，在當時已經是一種幸福。而對另外一名年輕人趙永福來說，這種幸福，與他無緣。
趙永福是北京人，1972年參軍到海南，后又轉至廣東。1979年探親時，趙永福特意回到北京。他面臨著人生的一件大事：找一個老婆。
雖然日后長期從事婚姻登記工作，但當年的趙永福對戀愛與婚姻并無概念。
趙永福的嫂子給他物色了一個對象。在短暫的探親假中，趙永福專程去女方家里，看望未來的女友。一面之后，趙永福便返回廣東。
“那么一面就定下來了。那個時代和現在不同，男方更加看重女方的人品。”此后，趙永福和女友的愛情，開始靠信件來維系。兩人在信中訴說著彼此的見聞和人生理想。一封封情書，橫跨中國，傳遞著遙遠的情愫。
和趙永福類似，在上世紀80年代初，年輕人更習慣用情書的方式敞開心扉。彼時，戀人之間相互以“同志”相稱，情書中也不忘寫上對革命工作和四化建設的渴望。更多的愛意，掩藏在字里行間。一封封發黃的舊情書，成為那個時代對愛情的最好紀念。
日子在延續，趙永福每個月都給女友寫信，訴說思念。魚雁傳情，成為這對年輕人的戀愛方式。
而在北京，張玉梅下班后，李聚德都要送她到家門口。但在路上，他們卻不敢拉手。
兩人的腳步踏過路上的黃色落葉，咫尺也如天涯。
簡陋婚宴
1980年9月，張玉梅和李聚德都已年滿25周歲。按照晚婚標準，兩人已可結婚。但是促使兩人當年結婚的理由，如今看來卻有些無厘頭。
“那時，廠里正在發煤氣灶，只有結婚的才可以領取。”為了能領到一臺煤氣灶，張玉梅和李聚德開始匆忙地準備婚事。
彼時，因為落后的經濟狀況，人們對婚姻的態度尚未上升到“神圣殿堂”的階段，柴米油鹽的生活才是實在的幸福。
結婚前第一件事，就是到廠里開結婚證明。按照當時的規定，只有單位允許，兩人才可以結婚。
用了一天的時間，張玉梅跑遍數個辦公室，領到了一張蓋有車間、人事、廠辦印章的結婚證明。證明上寫道，“我所職工張玉梅申請結婚，證明其確為我所職工并特此批準”云云。
1980年9月19日，兩人帶著戶口簿，來到原豐臺區革命委員會東高地街道辦事處申請結婚。結婚證書印刷得很簡單，紅色的薄紙封面上印著“結婚證”三個字和一顆黃色五角星，結婚證書內也沒有兩人的照片。
一張簡陋的證書，讓兩人結為夫妻。而距離舉辦婚禮，他們還有相當多的工作要做。
張玉梅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房子。在辦結婚證明時，她特意和廠領導提出此事。交涉后，廠方分給兩人一間單身宿舍作為新房。
新房位于廠內一間筒子樓的2層，面積僅10平方米，四面無窗。張玉梅將這間新房戲稱為“小黑屋”。手表、自行車、縫紉機、收錄機，當時流行的四大件，兩人一樣沒有，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憧憬即將到來的婚禮。
當年10月19日，是兩人大喜之日。婚禮前一天，張玉梅做了一件奢侈的事，她特意去王府井的四聯理發店，花20多元燙了一個當年最流行的發式。婚禮前夜，她一直趴著睡覺，怕壓壞發型。
婚禮當日，喜宴設在婆家，前來祝賀的親友則只能騎車或坐公交車前往赴宴。婆家借了鄰居的兩間房，共擺了3桌酒席。因為空間有限，前來賀喜的人吃過飯就走，不能多做停留。
和張玉梅的婚禮類似，趙永福結婚時，也只是回京在家中擺了幾桌流水酒席，宴請親友后簡單了事。
沒有車隊，沒有攝影，沒有喧鬧，沒有蜜月，上世紀80年代的婚禮既溫馨又簡陋。對很多人而言，婚姻成為生活中的一項嚴肅的任務，而并非幸福的紀念。
結婚之后，張玉梅和丈夫搬進“小黑屋”。她仿效鄰居，將煤氣灶搬至門前，作為簡易廚房。
雖然條件艱苦，但夫妻二人感情牢固。在那個年代，離婚被視為道德敗壞，終老一生是無數家庭追求的目標。
風氣初開
上世紀80年代的婚戀觀在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中發生著轉變。生活上的富足，讓人們開始主動追求愛情。
婚后的張玉梅發現了身邊的變化。新進廠的年輕工人開始公開談戀愛，在廠區散步時也會自然地拉起手。電影《廬山戀》中那些曾被視為大膽的擁抱和親吻，在街頭巷尾卻時時可見。
上世紀80年代末，瓊瑤小說風靡中國。曾經讓人心跳耳熱難以出口的甜言蜜語，在書中隨處可見。而從港臺飄來的歌聲中，相思相戀成為詠唱的主旋律。愛情被挑開了扭捏的面紗，變得落落大方。
此時，戀愛自由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在全國青年抽樣調查中，50%以上的年輕人愿意“自己認識，完全由自己做主”。在告別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包辦婚姻、“文革”時代的政治婚姻后，人們開始選擇自主擇偶。有學者稱，這充分體現了人性的解放和張揚。
在自主擇偶的同時，大眾擇偶的對象，也隨著社會發展而改變。趙永福這樣曾經的“兵哥哥”已不再是熱門人選，萬元戶和高學歷知識分子代替了軍人和勞模，成為婚戀舞臺上的明星。
趙永福復員后，來到宣武區民政局上班。1992年，他調到民政科，開始接觸婚姻登記工作。1996年，民政局成立婚姻登記辦公室，趙永福擔任主任。此前由街道辦事處受理的婚姻登記工作，開始由專門的婚姻登記處負責。
在趙永福記憶中，前來登記結婚和離婚的人們，在觀念上變得更為自由。
此時，離婚已經不再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趙永福說，前來離婚的夫妻，很多都大方地暢談感情，不再為組織單位等“場外因素”而顧慮。尋覓合適的另一半，成為離異男女的心愿。
1992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趙本山表演了小品《我想有個家》。他扮演了一名離異男子，參加電視征婚，并最終勇敢地在鏡頭前說出愛情宣言。而在此后，更多的家庭開始審視愛情，而并非把婚姻當成任務。
開放之風洗刷著婚戀觀，也沖擊著“從一而終，白頭偕老”的傳統準則。物質生活富裕后，一部分人開始漠視愛情，背叛婚姻。在南方一些省份，富裕起來的農民流行“包二奶”，而一些年輕女孩則選擇委身于已婚港商。由此引發的種種婚姻問題，拷問著整個社會的道德觀。
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些省份將這些婚姻問題反映到民政部，民政部派出巫昌禎等專家前往當地考察。考察的結果觸目驚心，學者們開始考慮通過修改法律來規范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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