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人口計生委政策法規司于學軍司長在今天舉行的“改革開放與人口發展論壇”表示，數以億計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在推力、拉力、阻力的多重力量作用下，亦工亦農，徘徊不定，不得不漂流于城市和農村之間，形成了獨具中國特色的，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數量龐大。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人戶分離人口為14439萬，其中，跨省流動4242萬人。
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人口中，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
另據國家統計局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2006年全國農村總勞動力資源為5.31億人，其中外出從業勞動力1.32億人，男勞動力8434萬人，占總量的64%，女勞動力4747萬人，占總量的36%。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2007年全國暫住人口統計資料匯編》統計結果顯示，2007年，全國公安機關登記的暫住人口突破了1億，達到了10441萬。其中，男性6030萬，占總量的58％，女性4411萬，占總量的42％。
國家人口計生委2006年，人口計生委開始試驗統計流動人口有關信息，2007年開始正式統計。統計結果是：2007年，全國流動育齡婦女總量為5599.5萬人。其中，已婚育齡婦女為3162.1萬人，跨省流動育齡婦女占56％，總數為3135.4萬人；省內流動育齡婦女占44％，總數為2464.1萬人。
從上述統計信息看，盡管統計口徑不一致，但是中國流動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是明確的。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幾百萬人，到1984年的2000萬，又到1995年的8000萬，再到目前的1.5億左右。我國現階段的國情決定今后流動人口還會繼續增長。按著國家有關部門的規劃，2020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將達到60％的水平，即城市人口將從目前的5.8億增加到8.5億，凈增加2.7億，每年平均增加2200萬左右。
流動人口分布集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結果，跨鄉流動6個月以上的人口總量居前10位的省份分別是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福建、上海、遼寧、四川、北京、河北。這10個省市區占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的大約63.3％。
2007年跨省流入育齡婦女數量居全國前六位的省（市）依次為：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福建、北京。上述6省（市）跨省流入育齡婦女之和為2119.8萬人，占全國總數的80.3%。
跨省流出育齡婦女數量居全國前六位的省份依次為:安徽、四川、湖北、河南、湖南、江西。上述6省跨省流出育齡婦女之和為2092.8萬人，占全國總數的66.7%。
流動人口的主體是育齡青壯年。年齡集聚，結構輕。在流動人口中，“80后”、“90后”是主體。15－30歲占70％，35歲以下占80％。以此推算，在全國1.4億流動人口中，15－30歲的大約為有1億，35歲以下的大約為1.12億。近年來，流動已婚育齡婦女比例逐年提高，已接近流動人口的30％。流動人口的主體是處在生育旺盛期的育齡人口，他們對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服務有巨大的需求，要求我們關注他們的性和生殖健康需求、管理和服務，是人口和計劃生育部門管理和服務的重點目標人群。
流動人口以務工經商為主。人口流動的原因有多種，普查結果的分析表明，社會經濟因素是導致人口跨省流動的主要原因，而務工經商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其中農民工是主體，占80以上。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在全部跨省流動人口中，79.0％是以務工經商、工作調動、分配錄用等經濟原因為主，只有21.0％是由于婚嫁、隨遷家屬、投親靠友等生活原因造成的流動。同樣，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也顯示，因為務工經商、工作調動、分配錄用而流動的占74.73％。而據公安部的統計，從事務工、務農、經商和服務的暫住人口占87.97％。因此，流動人口中的絕大多數是為生存和發展，絕不是“盲流”，也不是“超生游擊隊”。
流動人口開始呈現出“不流動”現象。跨省流出的時間逐漸加長。從下表中可以看到，多數跨省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時間在一年以上，成為流入地的常住人口，僅有三分之一在流入地居住不滿一年。許多流動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而是逐步融入居住地，成為現居住地常住人口。特別是流動人口的第二代，不認為自己是流動人口，有的甚至沒有回過戶籍地，不了解家鄉的情況，完全與現居住地的文化融合。這就要求政府在各項工作中，充分考慮到這部分人的情況。
對比1990和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結果后發現，在有流動人口的家庭戶中，戶主與配偶均為流動人口的比例從1990年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46.06％。這說明，近年來，流動人口舉家遷居城市或在城市長期定居的比重越來越大，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成為流入地的“新居民”。流動的人口已經不再頻繁流動，越來越多的農民逐步脫離農業，逐步融入居住地，成為現居住地常住人口。因此，政府對這部分人不能視而不見，而應該一視同仁，才可能避免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出現“城市病”。
流動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亟待提高。流動人口絕大部分來自農村，與城里人相比，他們的教育水平、勞動技能、生活條件、保健意識等各方面都處于弱勢地位。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流動人口也是疾病，特別是傳染性疾病感染和傳播的重點人群。近年來的調查結果顯示，流動育齡婦女住院分娩、婚前檢查、婦女病普查率均低于戶籍人口，而流動人口孕產婦死亡率則高于戶籍人口。流動人口是性病和艾滋病的易感和高發人群。因此，如何向流動人口提供有效的生殖健康服務成為目前有關政府部門面臨的重要課題。
流動人口是城市中的弱勢群體。流動人口大多分布在城鄉結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層次經濟圈和生活鏈。由于現有戶籍制度與城市各項政策的影響,即便在同一區域中流動人口與城市居民也形成相對隔離的兩個群體，在經濟利益、社會交往上形成兩個互不相同的體系,造成心理與文化上的隔離與互不認同。所以，如何增強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務的可及性，促進流動人口和戶籍人口的融合就成為做好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的關鍵。此外，流動人口以非正規就業為主，收入偏低。與城市非農業戶籍的人口相比，流動人口，特別是農民工一般是在工資較低、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無醫療保險、無社會保障、無升遷機會的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在某種程度上說，流動人口是弱勢群體，需要特殊的保護。
流動人口中的“三留守”現象突出。農村大量青壯年進城務工，留在農村的多數是婦女、孩子和老人，形成了特殊的“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現象。留守的父母缺少依賴，留守的孩子缺少關懷，留守的配偶缺少情愛，已經成為農村社會發展和穩定的突出問題。此外，一些有水平、有頭腦、有能力的青壯年人口紛紛外出打工，謀求發展，對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提出了新的挑戰；大量的農民外出，使得土地荒蕪現象嚴重，造成資源浪費。因此，我們在強調流入地管理和服務的同時，流出地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服務也有重大責任。
以上僅僅從一些方面討論了流動人口的現狀和特點。流動人口在其他方面，例如，文化、心理、性格、習慣、網絡等都有鮮明的特點，在此不一一討論。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民工潮”至今已20多年了。人口流動加速了信息流、資金流、文化流的傳遞，溝通了城鄉社會經濟聯系，推動了城鎮化的進程。與此同時，流動人口的規模由小到大，由個人流動到家庭流動，由短期流動到長期流動，由近距離流動到跨省流動，不斷改變的人口流動形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不同的人口、社會、經濟等多方面的現象和問題，不斷地沖擊著傳統的制度框架，對公共管理與服務部門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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