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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7月28日報道 7月11日，此前一直低調的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在京發布《2010年國家信用風險報告》和首批50個典型國家的信用評級，在調低美、英、法等傳統發達國家信用等級的同時，提高了中國、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信用等級。大公資信稱，“這是第一個非西方國家評級機構第一次向全球發布的國家信用風險信息”。
2009年12月，穆迪和標準普爾、惠譽國際三大評級機構集體向希臘“發難”，將希臘長期主權信用級別降至負面。而今年4月份，標普又將其降為垃圾級，并由此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歐盟各成員國“人人自危”，甚至不少專家警告其可能引發第二輪金融危機。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信用評級背后到底有什么樣的秘密?作為挑戰者形象出現的大公資信，又有什么樣的資本向國際三大信用評級機構公開叫板?
據了解，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1994年經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經貿委批準成立，是可為所有發行債券的企業進行信用等級評估機構，2005年起涉足國家主權信用評級領域。1999年，大公與美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結成戰略聯盟。大公國際擁有員工500余人，在國內設有6個區域總部、34個分支機構;海外設有2個辦事處。
“三大”遭質疑
大公借機推主權信用評級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曾說，“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里，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候，兩者的力量說不上誰更大”。弗里德曼甚至說，在上世紀90年代，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來說，最重要的訪客也許不是其他國家的首腦，而是來自穆迪的職員。
但在最近，人們開始發現，穆迪和標準普爾、惠譽國際這些所謂的國際“三大”其實并不可靠。這三家評級機構壟斷全球92%信用評級。德國《明鏡》周刊6月的文章說，三大機構可以通過降低一國的信用級別，讓投資人拋售一國國債，毀滅這個國家，比如希臘。
就在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備受質疑的當口，標榜獨立的大公資信，適時推出了國內首份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報告。這份報告的出爐，自2005年起歷時五年，斥資兩千萬元。
作為首份非西方國家主導的主權信用評級報告，大公國際7月11日推出的《2010年國家信用風險報告》和《50個國家信用等級報告》，被業界稱為“一鳴驚人”。
與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結論不同的是，大公國際報告在調低了美、英、法等傳統發達國家信用等級的同時，提高了中國、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信用等級。尤為惹人關注的是，大公國際還“剝奪”了美國的AAA頂級信用評級。
大公資信董事長兼總裁關建中對大公資信的評級標準評價很高，但在多位投行人士眼中，大公資信在國內的影響力并不算大。
中信證券一位資深投行人士稱，自己和不少同行接觸過的國內評級公司只有中誠信(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并未同大公資信打過交道。南方某券商投行總監則明確表態稱，在國內四家主要的評級機構中，大公國際另一位與大公做過兩三個項目的投行人士認為，大公在國內地位與聯合資信評估公司差不多，但在中誠信之下。
來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報告顯示，中國國內共有5家獲得認可的權威信用評級機構，分別為中誠信國際、聯合資信、大公國際、上海遠東資信、上海新世紀評級。其中，穆迪于2006年收購中誠信49%的股權并接管經營權，并約定7年之后持股51%;同年，美國控制的香港新華財經收購上海遠東62%的股權;2007年，惠譽收購聯合資信49%的股權;目前，美國標準普爾與上海新世紀已經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正在洽談收購事宜。
就上述情況而言，國內五家評級機構中僅大公資信依然是國內的資本為投資主體。這種“獨立”性，成為大公資信對外主打的一個“王牌”。
國內一評級公司相關人士告訴記者，據其了解，國家主權信用評級目前國內只有大公一家在做，其他同行主要對在資本市場發債融資的企業和金融機構進行評級。至于為何其他公司都不涉足國家主權信用評級，上述人士表示與投入產出有關，因為評級公司現行盈利模式為發行人付費，而國家主權信用評級并沒有人給評級公司付費。
評級“大不同” 大公稱理念和方法有差異
在三大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中，美英等西方老牌經濟大國的信用等級歷來是AAA。但在大公資信此次推出的50個國家的信用評級中，和三大評級機構發布的信用評級相比，級別存在顯著差異的國家達27個，占總數的54%。這50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合計占到世界經濟總量的90%。
關建中認為，產生上述差別的具體原因在評級理念和方法，“大公不以意識形態劃界，持平等維護國家信用關系各方利益的根本立場。”而國際三大評級機構的標準則是政治、經濟、財政、貨幣政策及外匯資產。
記者從三大評級機構的網站了解到，其評級標準和業務模式“大同小異”。以標準普爾為例，其長期債券信用共設10個等級，短期債券信用6個等級。
今年4月，標準普爾將希臘的長期和短期主權信用級別分別降為BB+和B。這兩個級別都可大致解釋為，希臘的債務償還能力脆弱，希臘的債務危機由此爆發。
業內人士稱，表面上看，三大評級機構通常依賴于公司的信用評級模型來評估風險。除了按照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趨勢、政治因素、對外貿易、國際收支情況、外匯儲備、外債總量及結構、財政收支等影響國家償還能力的因素進行分析外，還要考慮到金融體制改革等所造成的財政負擔。
“但在具體的過程中，三大評級機構都極具操作空間。”業內人士稱。
對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巡視員、“信用評級與國家金融安全”課題組組長吳紅介紹說，長期以來，美國評級機構有意壓低中國的信用評級，增加中國的海外融資成本。
目前國際三大評級機構通行的是，將舉債能力作為一個國家信用評級衡量的核心標準。關建中則認為，支撐國家償還債務的根本是該國財富創造能力，而并非舉債能力。關建中列舉了大公資信國家信用評級標準的幾個核心要素：國家管理能力、經濟實力、金融實力、財政實力和外匯實力。
其實，上述標準之差也反映了債權國和債務國立場之別。
關建中認為，美國奉行的評級標準都是在維護債務國的利益，“由債務國來對債權國國家主權信用進行評級，簡直就是本末倒置!”關建中認為，還原到最基本的信用關系概念，由債權國對債務國進行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才是正理，債權國理應掌握主權評級的主動權。
除了評級理念和方法之外，大公資信認為其在評級流程上與國際機構基本一致，數據也采用世界銀行、各國統計局等官方公開數據。
國際化受挫申請進入美國市場遭遇拒絕
在成功發布首份國家主權信用評級之后，大公資信也面臨一連串難題。
關建中向記者透露，4月中旬，美國政府已將大公資信進入美國市場的申請列入拒絕程序。
據介紹，美國拒絕大公國際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大公總部設在中國北京，在美國未設有任何機構，未對任何美國公司進行評級，也未有任何美國公民訂閱其評級”。二是“(美)證交會至今仍無法確定在當地適用于大公的法律框架內，大公是否能遵守交易法”。
關建中表示自己曾在華爾街打拼多年，大公國際的申請文件是完全依照美國法律完成的，要是不被批準進入美國，大公國際如何能在美國設機構和開展業務?沒有業務，又如何判斷大公國際是否能遵守美國的交易規章?關建中最后得出的結論就是，這是美國在實施評級主權的保護主義，因為評級主權是國際金融的制高點。
他告訴記者，與美國政府積極支持三大評級機構進入中國市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公咨詢尚未獲得中國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至于為何沒有得到支持，關建中則表示一直不知道應該向哪個主管部門申請援助。
對記者提出的是否可以考慮“以股權換支持”的問題，關建中一口予以否定。他指出，雖然公司股權多元化是必然趨勢，但其選擇引入新戰略投資者的原則是不能影響機構的獨立性和公正性，不考慮引入國有股東，也尚未考慮引入外資入股。
關建中認為，美國三大長期壟斷市場的評級機構，被這次金融危機證明是失敗的，而其原有的壟斷地位也遭受質疑。在現行國際信用評級體系難以充分揭示信用風險的時候，也是進行信用評級體系革命的時機。“如果中國評級公司不抓住這次難得機遇，往后打入國際市場將更加艱難。”
正如一位長期從事債券發行的投行人士說，與國際機構相比，我國評級機構的技術能力并不差，只是缺乏長時間積累的市場認可度，而三大國際機構都已經是百年“老店”。此外，國際機構還有美國強大經濟做支撐，而中國經濟實力目前尚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
而上海新世紀評級公司相關人士則對記者表示，就全球而言，國內評級機構在評級歷史、管理經驗、數據積累、市場影響和債務工具發行當中的地位等方面，與國際評級機構還存在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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