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和孔子怎么扯到一起去了?一個是當代極具競爭力的汽車廠,一個是古代聲名顯赫的讀書人。無論如何地風馬牛不相及,兩者有著一個共同之處:都不是規劃出來的。
汽車行業的規劃歷史起碼有幾十年了,連綿不斷,持續至今。政府的重點扶持早先有“三大”,一汽、二汽加上汽,后來變成“三大三小”。非重點則遭到抑制和打壓,據說那些雜牌部隊沖擊市場,分散資源,汽車工業的規模經濟總上不去,都是它們搗的亂。
如今“三大”雄霸天下,盡管只是窩兒里橫。享受著特殊政策,它們從洋人那里拿來現成的技術和產品,在政府的保護下,舒舒服服地吃著國內的市場。這么多年,盡管銀子賺得盆滿缽溢,自我知識產權和國際競爭力卻一直停留在規劃階段。難怪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汽車公司,只有汽車裝配線。至于“三小”,不是自行遣散,就是被中央軍收編。
能走出國門的,僅兩家偏房,敢收購洋人的,唯有吉利。這既非規劃之功,亦非政策之力。夾縫中生存,陰影下長大,鍛煉出的生命力之強,超乎一般想象。幸虧當年沒有列入規劃扶持,否則軟飯吃到今天,恐怕仍無啃硬骨頭的牙口。
然而規劃還在進行中,并且數量越來越多,頻率越來越高。印象中去年每個月就出一、兩個,平均幾周時間就搞掂一個產業。不服不行,政府的文字工作效率真的提高了。
規劃今年延伸到教育和人才,目標是10年后建成人才強國。
筆者愚笨,實在想不清其中的道理。瞧瞧咱自己的歷史,人才似乎也不是規劃出來。春秋戰國時期,列強打成一團,政府搶地盤還忙不過來,哪有功夫搞規劃?說來也怪,越亂越是人才輩出,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墨子、老子、莊子、孫子(不是輩分)、管子(與自來水無關)、鬼谷子(并非農業)、公孫龍子、楊朱…,數也數不過來。諸子百家,各執一詞,開科授徒,著書立說,奠定我民族文化長久之基礎。
秦始皇統一中國,依丞相李斯所奏,焚書坑儒,禁絕百家,僅留秦書和農、樹、醫、卜,民間有欲學者,“以吏為師”。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教育和人才規劃的嘗試,效果顯然不佳,只培養出一幫酷吏,苛政嚴法,弄得官逼民反,秦朝二世即亡。
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之策,“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政府從此主導了思想和教育。及至隋唐開科取士,人才的培養也在政府的規范下,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兩千年來,人才雖未絕跡,卻是寥若晨星,再無春秋戰國時的繁盛景象。大規模生產的是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批量培養的是唯唯諾諾的奴才官吏。
清末民初,軍閥割據,戰亂不已。雖非盛世,卻迎來了久違的人才高產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開風氣之先,倡導學術自由,兼收并蓄,延攬了一批優秀的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其中包括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手———胡適和陳獨秀。那一時期大師們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當代人至今難以超越。
造就人才,不需要規劃。人才成長靠的是個人興趣與好奇心,需要的是自由的環境和開放的空間,允許不同學說的自由發展,鼓勵不同觀點的交流和交鋒。學術、文化和思想上沒有權威,也不存在研究與討論的禁區。
人才如同優秀企業,是在自發的競爭(而不是政府安排下的“有序競爭”)中產生的。春秋戰國、清末民初都是弱政府時期,正因為政府無暇干預,才給了民間生存的空間和自由競爭的機會。
新時代呼喚著全新的諸子百家。單憑G D P,不足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思想和文化才是確立我民族世界地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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