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是毛澤東頗為推崇的一個
歷史上的知識分子中，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是毛澤東頗為推崇的一個。顧炎武雖不以政治才干名世，但其器識卻遠非一般文人秀才可比。他有政治抱負，也有比較充分的政治素養和對時事的深刻洞見，只是缺少機緣時會而已。這不僅因為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后世學子所敬慕，更在于其講求經世要務、民生利病的治學之道，在于他年輕時參加復社反對宦官專權，明亡后又參加抗清斗爭的政治實踐，在于他后半生遍歷華北各地，結交豪杰義士，觀察山川形勢，了解民生疾苦的“尚行”作風。其心血之作《日知錄》，以“明道”“救世”為宗旨，按經義、吏治、財賦、史地、兵事、藝文等分類編入，絕非書生的空泛之論。毛澤東1913年底在湖南第四師范讀書時，便把顧炎武的學生潘耒為《日知錄》所寫序言中有關顧的政治行宜和講求實學的內容，抄錄在自己的《講堂錄》里，奉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在1917年4月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還把顧炎武標舉為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可師”的“文而兼武”之人，向往之意見諸筆端。毛澤東如此推崇顧炎武，可視為他后來作為理論和實踐大家的思想品格的一條伏線，也是他后來主張知識分子必須融入實踐才能有所作為的一個端倪。
歷史上知識分子從政，免不了通過疏策書諫等方式發表政見。毛澤東讀史，很注意他們在這方面的見樹。對切中時弊又能給人啟發者，推崇有加，并常常根據現實的需要作些發揮。比如，讀戰國時宋玉借與楚襄王對話寫成的《風賦》，毛澤東認為賦中描述了貴族之風和貧民之風的區別，“有階級斗爭意義”，還說對政治形勢也要在宋玉說的“風起于青蘋之末”時看出動向。
讀李斯獻給秦王嬴政的《諫逐客書》，毛澤東認為“有很大的說服力”。讀西漢時賈誼向漢文帝進的《治安策》，認為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讀枚乘借吳客與楚太子的對話寫成的《七發》，他認為對現實政治有“頗多的批判色彩”，“是給吳國貴族們看的”。
讀司馬遷的《報任安書》，他的體會是受到錯誤處理，可以鍛煉意志。讀東漢末年李固致黃瓊書，他強調“人貴有自知之明”。讀西晉江統為杜絕“四夷亂華”向晉惠帝建議把少數民族從關隴一帶遷走的《徙戎論》，他批注說“遷亦亂，不遷亦亂，封建時代非亂不可”。讀唐代李百藥寫給唐太宗的《封建論》，他總結出“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讀馬周貞觀十一年給唐太宗言得失的上疏，他認為是“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讀朱敬則就“覽秦、漢之得失”、“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等問題給武則天的上疏，他批注說“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讀姚崇奏對唐玄宗的十條建議，他認為“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讀姚崇勸諫皇帝節制佛事、削減僧尼的奏對文字，他贊其為“大政治家、唯物論者”。讀柳宗元的《封建論》，則賦詩說“百代都行秦政法”，“莫從子厚返文王”。讀劉蕡在唐文宗策試賢良時關于鏟除專權宦官的對策，也賦詩稱道“中唐俊偉有劉蕡”，“萬馬齊喑叫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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